在普陀區出臺的住宅小區建設“美麗家園”三年行動計劃里，計劃至2020年完成舊住房綜合修繕改造300萬平方米。而在此之前，普陀區已排出一份計劃表，今年先行啟動金城里、澳門路660弄兩處改造，并以此為樣板，后續推進其他非成套保護保留居住建筑改造。

目前最先納入規劃的是金城里。將對大部分的標準單元房型，進行基礎加固和內部整體改造改造，統一現有屋脊標高，成為一單元4層、單層可成套的格局。還將對小區內一幢上世紀七十年代建造的房屋地面以上部分進行原位拆除重建，成為一梯八戶的住宅，風貌與其他房屋統一。

為什么拿金城里作試點？這個地方有什么故事？記者今天先來說一說歷史上的金城里——

金城銀行曾是“北四行”之首

這要從百余年前的上海說起：蜚聲中外的十里洋場，霓虹滿街的大都市，作為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發祥地和曾經遠東第一金融中心，無數的民族金融豪杰與國外經濟大鱷在這塊土地上明爭暗斗。股票、保險、債券等品種繁多的金融產品充斥這個城市，在過去，即便走入普通上海老百姓的家中，一把算盤，一張銀票，一個儲蓄罐也是必備之物，“算”便成為了上海人的生活，而因此，金融文化也深深地根植于這座城市。

在臨著外灘的江西中路上，凝聚著一股老上海的金融氣息，小小的馬路上鱗次櫛比地開設著大大小小數十家私營銀行與錢莊。最初，上海名氣最響的私營銀行是“南三行”和“北四行”。“南三行”是浙江興業、浙江實業和上海商業儲蓄這三家地處南方的私營銀行的通稱。“北四行”指金城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和中南銀行，成立比“南三行”要晚些。

這四家銀行原先的營業重心在北方，后來在上海合辦了四行儲蓄會。“北四行”的營業大樓都設在江西路或附近的橫馬路上，其中要屬江西中路200號的金城銀行大樓最為漂亮。這幢氣派的大樓為6層鋼筋混凝土結構，占地面積1775平方米，建筑面積9783平方米，由我國第一代建筑師莊俊設計。金城銀行的寓意取自“金城湯池，不可攻也。”，作為當時“北四行”的成員之一，金城銀行一直穩坐私營銀行的頭牌交椅。

職工宿舍建在昔日檳榔路

但許多人不曾知曉，其實普陀的長壽地界與金城銀行也頗有緣份。民國時期，在蘇州河畔的檳榔路（今安遠路）188弄，常常能看見西裝革履的紳士穿行于弄堂間，這里便是赫赫有名的金城銀行的職工宿舍——金城里。

就選址而言，便能看出金城銀行的“精明”所在，這里是租界和華界的分界之處。金城里地處華界，因而地價十分低廉，但戈登路（現江寧路）能直達最繁華的南京西路，交通十分便捷，而傍河、依寺的優美環境，也讓住在此處的職工擁有一份好心情。

走進金城里，共有磚木結構三層樓房9幢，為新式里弄。銀行開發的樓盤，不免講究風水，其宿舍樓群坐北朝南，呈“豐”字形布局，總占地約800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1.2萬平方米。當時金城里還擁有一大片綠地，建國后按金城里的原型建造了一幢磚木結構二層樓房，以改善居住環境。

金城里的外墻有簡潔的橫豎相間的線條裝飾，那是當時最為流行的ART DECO裝飾風格，公寓式的鐵窗、精致的內部裝潢，讓金城里成為當時周邊品質最佳的公寓。

創始人周作民

從創辦時間上看，金城銀行成立于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產業資本的需求和北洋政府的公債政策催生了包括金城銀行在內的一大批商業銀行。許多商業銀行也將扶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周作民早年受到日本財閥經營模式影響，在經營“金城”時，有意效仿，廣泛投資運銷、保險及工商實業，企圖形成以金融資本滲透工商實業的集團經營模式。

在1918年12月29日的董事會上，金城銀行就明確表達立場：“銀行與工商業本有絕大關系，工商業發達，銀行斯可發達，故銀行對于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而投資之目的則有二：1.專謀營業上之利益：2.助長工商事業之發展。……歐戰既平，世界經濟之競爭日益劇烈，我國工商業似應及時發展。銀行事業與工商業有密切之關系，如前所述，將來如有新發生之事業，或對于重要之工商業，須結合團體組織、銀行、公司之類，本行為發展營業起見，或須分投資本亦未可知。”

談起這些，便不得不提起一個人——周作民。

他是江蘇淮安人，出生于1884年， 1955年病逝于上海。他幼年在父親設立的學館讀書。辛亥革命后，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庫藏司科長，1913年任北洋政府財政部庫藏司司長。1915年辭職，到交通銀行總行任稽核科主任，不久兼任蕪湖分行經理。

當年，身無分文的周作民從老家帶著一只包袱闖蕩上海灘，一手創辦金城銀行，為它傾注了畢生的心血。

1917年金城銀行成立后，業務得到迅猛發展。1921年，金城銀行、鹽業、中南等銀行組成聯營機構，后來大陸銀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銀行資本總額已經增至700萬元。1936年1月，金城銀行總行遷至上海。

抗戰爆發后，周作民正在香港，日軍占領香港后他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軍遣送回滬。日方想與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擔任金城銀行和有關的投資銀行職務外，假托身體有病，未出任任何職務。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特務對周作民進行恐嚇及敲詐，后在相關人士庇護下，周作民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產黨方針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營金融業領軍人物中第一個回歸大陸的。周作民回歸后，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特邀他任全國政協委員。1951年周作民組織由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及四行儲蓄會改組成立的聯合信托銀行實行五行聯營、聯管，并出任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