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王雪瑛推開石庫門的大門，望著灰色的天空。這個天井，這個灰色的天空，這一刻顫栗的心情，由此都在她的記憶里定格。

此時距離她來到這條弄堂正好十年，距離她暫別這里還有兩年。康定路39弄30號，通安里，上海典型市民居住的石庫門。一條條小徑從房屋中擠出通道來，分別通向泰興路、康定路、武定路。于祖母的庇護下，王雪瑛在這兒度過了童年。

小時候，因為長得洋氣，通安里的鄰居們稱她“小外國人”。沒有人知道，備受寵愛的“小外國人”內心懷揣著某一天會離開的不安。她是上海人，但戶口卻屬于江西，她要離開江西，但上海會等她回來嗎？等到年齡長到足以面對身份焦慮時，童年住過的老房子已經被全體拆掉，祖母96歲過世，新建高檔樓盤拔地而起，昔日生活過的痕跡全無。

成年的“小外國人”帶著孩子到老宅舊址憑吊，才明白自己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相思、對上海事物的迷戀，原來全從這片街區生發。她分明已扎根上海，但又像在時刻觀望等待，四十多年過去，什么也不曾淡去。

康定路上最后一課

康定路東起泰興路，西至萬航渡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6年，原名康腦脫路（Connaught　Road），得名于英國駐華公使愛德華七世的兄弟之名。就在這條路被修筑的同時，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創立面向華僑的暨南學堂，即暨南大學的前身。日后，這條路將與這座大學結緣。

1923年，學校遷入上海西郊真如鎮，南京暨南成為分校。由于時局戰亂，暨南大學曾輾轉于上海的真如、寶山、徐匯、靜安等地辦學長達23年。1937年，淞滬會戰，日軍在3日之內于真如校區投彈40枚，學府幾乎被損毀殆盡，真如校區被炸以后，暨南大學遷入租界，開始了長達四年多的“孤島”辦學歷程。時任校長何炳松幾經輾轉，將康定路528號一座三樓三底的歐式小樓選定為校舍，于1938年11月將學校遷入。

此時的暨南大學校舍不及過去十分之一大，清點人數，全校師生只剩下兩百余人。雖境遇艱難，但暨大除本校學生外還同時接收了中央大學、北大、清華、燕京、復旦等因時局變動而無法返校的學生在此借讀，并規定所有家在戰區學生的學雜費用一律全免，以保證正常學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最后的孤島也淪陷鐵蹄下。翌日暨南大學舉行會議決議：“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所大學關閉結束。”上午，暨南大學的學生，在這里筆挺坐直，聽教授上了最后一節課。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記錄了宣布下課時的場景：

“學生們一致的立了起來，默默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啜泣著。沒有一個學生有什么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一個個都決定了應該怎么辦，應該向哪一個方向走去。”

1943年，康定路是按四川地名改名為“康定路”。1946年，抗戰結束，產業恢復，暨大從福建回遷上海的寶山校區。康定路周邊工廠林立，也就在這幾年里，王雪瑛的祖父祖母從諸暨鄉下到上海成為工廠工人，在康定路39弄30號“頂下”底樓一間。王家的房間正門對著天井，弄堂鄰居多為周邊各廠工人。

20年后的1966年，10個月大的王雪瑛被父母從江西送到上海，由祖母教養在康定路弄堂里。廂房外的天井處，后來成為她玩耍的樂園。

糖醋大排的滋味

那些年里，因躲避戰亂來到上海的移民，成長為新一代工人。當城市翻開歷史新的一頁后，這些工人及其子弟，又支援了其他省市的工業建設。

上世紀50年代，王雪瑛的父親響應號召，離開上海去江西工作。他先后在劉家峽水電站和榨林水電站上班，最后在南昌市下屬的向塘鎮安家。母親也是上海人，當時在南昌的江西紡織廠工作。兩個上海人一個在南昌市區，一個在南昌郊區，日常很難團聚，生了王雪瑛后，就把她送回上海祖母膝下撫養。

寡居的祖母，寵愛王雪瑛勝過一切。冬天怕孩子凍著，就在被窩里給她換尿布；半夜里小孩要吃牛奶餅干，也不厭其煩起床取來滿足。當時王雪瑛的大伯伯一家，也住在同一條弄堂的19號里。大伯伯的三個子女，也疼惜這個小堂妹。心靈手巧的堂姐還經常給她做衣服。因此，雖然是家里唯一的小孩，整個成長過程，又享受了大家庭的溫暖和樂趣。

這種樂趣和這條弄堂也息息相關。因為弄堂的小路分別通往泰興、武定、康定三條路，每個弄堂口都有不同的店。對孩子來說，這些店和美食是畫等號的。夏天，南貨店門口開始賣冰棒，冰柜嗡嗡作響的聲音，意味著大中小型號的冰磚們已經到來。等到天氣再熱一些，水果店就開始賣西瓜。

30號的小樓里，是“72家房客”共處的局面，也意味著各地美食的匯總。王家樓上住著兩個工人，他們擁有工廠的好福利，夏天會帶來廠里發的鹽汽水給樓里的孩子吃，有時鄉下親戚來了，還會帶來一種可以燒粥的蕎麥粉來。而住在三樓的鄰居，家里有曬臺。到了國慶節的時候，整幢樓的小孩都可以受邀去曬臺，看外灘方向燃放的焰火。

祖母也有獨家的美食留給孫女。祖母拿手的糖醋大排、黃魚都烹制得鮮嫩可口，讓王雪瑛養成了對濃油赤醬的偏好。她特別喜歡上海本幫菜紅燒的味道，甚至別人家拿來煮湯的蛋餃，她也纏著要祖母紅燒了給她吃。祖母笑她：“長大嫁去醬油鋪嗎？”

似是故人歸

王雪瑛長大了，沒有嫁去醬油鋪，她要回江西了。

江西的父母希望王雪瑛回江西升學。她的戶口在江西。

這一直是好學生王雪瑛的秘密。童年時，她最大的快樂是沿著康定路，高高興興地去上學，在上海武定路第三小學讀書時，她的成績傲人。可是每次有人來提拔她做校干部或者想選拔她去學習才藝時，老師就會悄悄說明：王雪瑛是借讀生。言下之意，不必費力栽培一個要離開上海的人。言下之意，這個女孩不屬于這里。

弄堂里和鄰居們一樣，都說上海話；課堂里和同學們一樣，都讀同樣的書，但越是這樣王雪瑛越是知道，她不屬于這里，眼前的一切都是借來的時光，她終究都會失去。1978年，父母接她回江西。出發前她在康定路弄堂的房間里哭了一晚。到了火車上，她哭了一路。那個時代，離開一座城市后要想再回來，猶如要跨越天塹。

到了向塘，遇到雨天，江西紅土地，地上赤紅泥濘一片，小女孩盯著腳下，想念上海的水門汀。

她在江西對著鐘表的指針看，想著現在上海的大家在干什么呢？和孩子們玩的時候，王雪瑛想過去大人帶她去黃浦江上坐渡輪。理發時，王雪瑛想南京路理發店里的香水氣味。和父母吃飯的時候，王雪瑛想王家沙的鍋貼和炸豬排。

母親每二三年會回一次上海，每次出門，就有江西的親友同事寫了很長的購物單，委托母親到上海的這家店買衣服、那家店買食品。那個年代，上海制造是品質的象征，是另一種生活的代名詞。王雪瑛曾經身處其中，但又失去它了。失去的時候，她想，這座城市里，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位置。上海沒有了她，一切運轉如常。她離開了上海，她的生活翻天覆地。

1982年，王雪瑛從江西考到華東師范大學，終于重回上海。這座城市也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激流中，一切節奏、氣味和人情，和她熟悉的那個上海又不一樣了。像單相思很久，終于和愛人在一起，卻發現愛人已經變了，她自己也變了。她每周從華東師范大學回康定路吃飯。祖母還是會做糖醋大排給她吃，還是很好吃的童年的味道。但她坐在窗前面，發現天井上可以看到的那一方天空變小了。

她終于回到這里，研究生畢業后留在上海了。但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上海人，這是一個答案豐富的問題了。

王雪瑛，1965年生，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