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西安市政府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商品住房交易秩序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一條核心內容是，在住房限購區域范圍內，暫停向企事業單位及其他機構銷售住房(含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西安市房管局負責人對此表示，這是為了“防止以企業名義投機炒房”。

在各地頻繁出臺限購限貸限售限價等各類樓市調控政策基礎上，西安市出臺限制企事業單位購買住房，確實在全國開了先河。而這個看似有點博眼球的舉動，實質抓住了房地產市場中一個比較關鍵、比較有針對性的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更多的人都是把炒房當作個體行為，是具體的某個人，或某幾個人。從“炒房客”的名詞中也不難看出，炒房就被當作了個體行為。事實上，炒房的，決不只是個人，企業炒房現象也很嚴重——不是有很多上市公司，在經營不行、業績不好、面臨ST時，就動輒依靠賣房來維持業績嗎？雖然很多房子是過去買下的，但相當一部分也是房地產市場放開以后買下的。這段時間買下的房子，都可以認為是炒房行為。就算當初買房時沒有炒房動機，但實際結果都成了炒房。正是因為有太多的炒房者、囤房者，才使市場的供求關系被扭曲，甚至變異。

也正因為如此，如果只把眼睛緊盯個人炒房，而對企業購房不聞不問，無疑給炒房者留下了很大的一個漏洞。因為，如果不對企業購買住房采取約束措施，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兩種結果。一是企業大肆購房、大肆炒房，在嚴重擾亂市場的同時，從中獲取暴利，導致調控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更為嚴重的，就是會削弱企業的創新能力、創業熱情，會使企業變得很墮落、很沒有競爭意識；二是個體炒房者也可能與企業“合作”，以企業名義購買住房，以回避調控政策，達到炒房目的。這其中，甚至不排除產生腐敗行為、違法亂紀行為的可能。

在這樣的情況下，調控政策的觸角，就不能只緊盯個人，還必須緊盯企業，不僅要對個人實行限購限貸和限售，也要對企業購買和轉讓住房進行約束，讓企業無法鉆樓市調控的空子。西安市就此問題對調控政策的升級和擴容，顯得頗為大膽，卻可謂是看深一步。按照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要求，可不只是對個人炒房要加以控制——任何主體的炒房行為，都應加以控制，某種程度上，對企業、單位、機構等炒房甚至應當比個人炒房控制得更嚴格、更規范、更徹底。

西安此次“新政”開了對法人進行限購的一個先河，作為一種創新，也需要更加精準和細化。眼前，就有不少問題需要通過細致完善的配套政策來予以解答。比如，如何實質性地控制企業購買住房，對已經購買了住房，且明顯是炒房的企業，是否要設立限售條件？這種限售條件能否綜合運用市場和行政的工具？又如一些企業以購買辦公樓、商業用房的名義購買住房，將購買的房子進行分割轉讓，對此是否能加以控制？只有配套措施到位，對企業炒房才能起到有效的約束和遏制作用。

另一方面，西安的做法能否形成經驗，供其他地方參照借鑒，也是需要各地仔細考慮的問題。特別在市場供求關系緊張的一、二線城市，需要避免企業購房成為一個漏洞甚至“黑洞”，相關地方即便不照搬西安做法，對這一問題的考慮恐怕也應及時提上議事日程。

對樓市調控實施因城施策、分類調控，確實有效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提高了樓市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因為，調控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突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此，為了提高調控的效果，各地需要在一些“一刀切”的政策之外采取更加切合實際、符合需要的調控政策，更好發揮地方政府在樓市調控中的作用。

調控的目的不是要調“死”市場，而是要規范市場行為，讓炒房行為能夠退出市場，從而都能夠依據市場規律和規則，購買適合自身需要的住房。在市場供求關系總體還是供不應求的大背景下，就更需要購房行為的規范，更需要嚴控炒房，更需要用公平的方式滿足居民的住房需要。尤其是普通居民、中低收入階層，更需要受到政策的保護，而不是像公眾擔心的那樣形成“馬太效應”。對企業來說，杜絕通過炒房投機獲利的念頭，也是促進整個市場——不僅僅是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