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某社區居民，跑到圖書館里跳廣場舞——近日的這則新聞吸引了眾人眼球，引申出的矛盾也可想而知：來看書的居民感到吃驚和憤怒，合理的權益被冒犯；來跳舞的居民認為社區缺乏合適場地，在圖書館跳廣場舞是不得已為之，但也“合情合理”。

今年初，也曾有大批居民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內鍛煉、跳廣場舞并公放音樂，遭到投訴后，這些每天到烈士墓跟前以歡快的早鍛煉代替肅穆拜謁的居民給出了相似的理由：社區缺乏大型戶外公共文體活動場所，場地寬闊、綠化良好的烈士陵園自然是不二之選……

等一下，先不說上述兩個居民區均有標準的社區活動中心和“鄰里匯”，即便真的“缺場地”，烈士陵園和室內公共圖書館，就能拿來跳舞鍛煉嗎？

這類問題，去年在山東臨沂的老年人“馬路暴走團”遭遇車禍時，曾引發過輿論熱議。空巢老人亟待社會交流、晨練團難覓鍛煉場地等各種原因，的確引人深思。但一些混淆概念、渾水摸魚的論斷，如“路這么寬還不讓人走了”“要是有地方去我們也不會在這里”等理由卻偏離了解決問題的方向。

隨著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斷提升，百姓對政府和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這是好事。但特定群體的訴求之上，還有更普遍的公共利益和社會規則。呼吁社會盡可能照顧多樣化需求、提供更多公共資源的前提，是遵守和捍衛符合公共利益的社會規則，尊重最基本的社會秩序。

在圖書館跳舞的人認為，自己擁有在公共場所活動的“公民權”。但有一點不容忽視，享有公民權的前提是具備基本的公民意識。這種“意識”不僅意味著知曉自己的權益，更意味著了對他人公民權利的清晰認知。在圖書館看書的居民有安靜閱讀的權利，尊重這一權利就是基本的社會規則，無視這一規則就是公民意識缺失，而沒有公民意識又何談享受公民權利？況且，在圖書館跳舞，無論如何都不屬于合理的公民權利，在機動車道上組隊“暴走”亦是如此。只聲張權利，卻無視權利的邊界，規則意識缺失的結果不僅是社會矛盾，更可能是一些本可避免的悲劇故事——比如暴走團的車禍。

在討論“暴走團”遇車禍究竟是誰之責時，不少人提出，英國的交通法規提出按照相對責任原則，根據事故雙方過錯劃分責任。弱化到社會秩序的維護上，如有更細化的規章制度對公共設施的使用進行具備法律效應的約束，讓屢教不改的“不合時宜”行為付出一定違規成本，那么屢見不鮮的擾民、占用公共資源的情況或許能有所降溫。

但話說回來，社區鄰里間的大小事，都要靠法規來強制約束，似乎不太現實，也體現不出應有的“城市溫度”。城市治理者此時不妨多想一想，面對無奈的局面，是否只能兩手一攤？

辦法其實不少。同樣在上海，位于市中心鬧市商圈的中山公園因周邊居民區密集、大型公共場地有限，多年來一直是上海廣場舞熱門地點。2016年夏，這座百年名園開啟24小時全天候開放，周邊居民立刻擔心，原本夜間9時閉園后就離開的廣場舞人群是否也會跟隨公園一起“通宵營業”。但最后，令人擔憂的廣場舞擾民問題幾乎不曾出現，區、街道兩級基層政府通過提前介入，與各廣場舞團隊約法三章，規定各團隊使用場地的時間、時長，同時邀請廣場舞隊伍參與街道組織的聯席會議，與市容綠化、城管、派出所、公園公司、保安公司等各單位同桌共話公園管理。

如此一來，不僅有效避免了遇到問題、投訴就相互推諉的情況發生，參與廣場舞的群眾也能切身體會到公園管理的諸多不易，增強了共同維護公園秩序的意識。這說明，基層治理的有效激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乃至杜絕某些似乎“難以避免”的紛爭。

與此同時，社區公共設施的布局、設計以及功能配置是否真的踏準居民需求，也是解決類似廣場舞場地這樣供需不平衡的關鍵所在。在發生“圖書館跳舞”的社區，街道內具備社區會客廳功能的“鄰里匯”距離該圖書館的步行距離不過900米，可位置卻在一片老小區深處。對有需求的老百姓來說，家門口步行幾分鐘的沿街綠地、公共場館顯然比設施齊全卻要步行10余分鐘的“會客廳”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基層政府往往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產權、使用權、面積和地理位置等皆具備條件的存量空間開設社區活動中心，可是不是應該多問一句，百姓是否“買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