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生活的關鍵詞是‘古琴、昆曲、茶道’，進了業委會后變成了‘變頻器、混凝土、螺紋鋼’。”這是上海康城業委會委員王斐斐和其它小區青年業委會委員交流時的笑談，但卻非常生動地概括了業委會帶給她的改變。

上海康城是上海體量最大的小區

王斐斐是上海戲劇學院蓮花路校區的一位青年教師，2016年8月，熱心社區活動的她被業主們推選為上海康城新一屆業委會的一員。上海康城是上海市最大的小區，建筑面積近208萬平方米，總戶數12377戶，實際居住人口將近5萬人。在這樣一個小區干業委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兩年來，作為一名業委會委員，王斐斐一直保持著“不在學校上課，就在小區忙碌”的節奏，業委會主任郭琪安更是一周7天全年無休。在這樣的全心投入中，上海康城的變化有目共睹，監控門禁改造大幅提升了小區安全，破敗的南大門路面改造、小區標志建筑物凱旋門維修等，使康城從幾年前的“臟、亂、差”代表，華麗轉身為社區有效治理的典范。而更為難得的是，很多項目的改造資金都來自各級政府。記者了解到，這屆業委會通過申報“美麗家園”等項目已為小區爭取了3000多萬元的整修資金。

小區大，爭議也多，但隨著業委會不斷做實事，業主的獲得感和滿意度不斷提升，康城也從出了名的上訪專業戶，轉變為如今的“零上訪”。“上海康城能治理好，沒有小區治理不好。”9月10日教師節，是王斐斐的節日，她整整一天都陪著記者在康城走訪，而了解完康城的經歷，完全同意康城業委會的這個結論。

摘帽“滬上最亂小區”

“現在我說住上海康城還覺得挺自豪的，但在兩三年前，我的很多鄰居都覺得說自己住在康城很丟臉。”這是王斐斐去閔行區團委交流時的開場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上海康城給外界留下的印象標簽是“大、雜、亂、鬧”。這個全市最大的小區，出租戶數曾達2700多戶，群租、“居改非”嚴重。當時的業委會內部爭議不斷，物業管理不到位，導致小區監控門禁設施完全癱瘓，很多設備存在不同程度的損壞。

以小區的監控系統為例，小區開發商早年安裝的107個探頭，有90多個常年處于廢棄狀態，監控室也形同虛設。小區內各類案件持續高發，2015年小區入室盜竊接報185起，平均2天發生一起，一度“榮登”網友們評選的“滬上最受小偷歡迎的十大小區”排行榜，新聞媒體稱之為“滬上最亂小區”。身居這樣的小區，居民的安全感和滿意度極低，小區上訪頻發，而且動不動就是群訪。“康城人多，上訪不缺人，每周至少2批，真正是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訪。”王斐斐回憶。

監控中心

10多年間，過往兩屆業委會可謂在指責中度過，在一如既往的爭議聲中，新一屆業委會成立了。有太多的事要做。11位業委會參與者經過一段時間的梳理，決定從業主們最關心的小區安全著手推進工作。2017年3月，康城投入1300余萬元，在小區安裝了1946個高清監控探頭，并建成了2個監控中心，這立即改善了社區治安狀況——2015年平均2天一起的入室盜竊，轉變為2017年全年入室盜竊15起，較2015年下降92%。隨著入室盜竊案的大幅減少，康城的信訪量同樣也斷崖式下降——閔行區、莘莊鎮接待的康城居民信訪，從過去每周兩件降低到2018年1-4月份的0件。曾經的“老大難”小區有了新氣象。而在業委會看來，小區的這個轉變對于之后得到政府關注，獲批“美麗家園”都有助益。

爭取各方資源干正事

小區穩定了，業委會開始對小區進行全面整改。康城確實大，小區從南門走到北門就有一公里，采訪當天，王斐斐需要開著車帶記者在小區走訪，一路走走停停，隨處可見小區的改變——

小區南門道路正在進行拓寬改造。由于小區體量大、車流量大，加上莘莊1路、2路在康城內設站，路面損壞嚴重，業主普遍抱怨“車輪跳，康城到”。要整修，得花錢，但業委會卻為小區省下了一大筆錢。王斐斐在參與業委會之前就是小區的熱心志愿者，她偶然想起2010年1路2路公交車在小區設站時，閔行區建交委曾承諾過由政府出資維修社區巴士通行道路。這么多年過去了，有沒有可能讓當年的承諾變成現實？王斐斐通過搜索找到了當時的媒體報道，業委會則帶著這些資料多次走訪各級政府部門，最后終于獲得了“南門道路整修均由政府全額出資”的結果，而且政府決定“鑒于康城人多車多，高峰擁堵嚴重，還將對南門道路拓寬，并鋪設瀝青路面。”

因為小區大，1號2號公交車在小區內通行

在二期大浪灣道，一大片空地正在為改建車位做準備。原來，這里曾有一座巨大的亂石崗，原為開發商堆放建筑垃圾的土丘，周邊業主一直希望予以清理，但由于涉及費用巨大，好多年只能作罷。去年水務部門治理大浪灣道北面河道，需要借康城北門進出，并在屬于康城紅線范圍內的河道邊設置工棚。業委會借此和水務部門協商，希望他們能協助康城將大浪灣道的亂石崗鏟平清理，并在土丘南面做40多個透水瀝青停車位。起初水務部門因清理清運費用太高不同意清理，經過業委會歷時半年的反復協商，終于同意了這一要求，于去年12月將方圓數千平方米、高三四米的土丘鏟平，清運所有建筑垃圾，并在原址上鋪設了草坪，移栽了樹木，40多個透水瀝青車位也將和美麗家園一起施工，100多萬元的費用均由水務部門承擔。“沒花費小區一分錢，業主就多了休閑散步的3000平方米草坪，我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王斐斐說。

11位業委會參與者

康城的這一屆業委會，除了“開源”有方，錢袋子也抓得緊。通過查閱相關法律法規，業委會發現開發商自2007年開始欠繳地下車庫維修基金300余萬元（按規定，自第一屆業委會成立起就應繳納）。很快，王斐斐就起草了函告，與郭琪安主任多次走訪閔行區維修基金管理中心、上海市維修基金管理中心、閔行區房地局等部門，最終政府部門確認開發商確實存在欠繳行為，勒令開發商限期補交欠繳。可以說，很多可干可不干的事，康城業委會都選擇了不怕麻煩的那條路。

回應質疑是個技術活

對于業主而言，小區事務看到的只是最后結果，但對于業委會而言，每一件事的推動過程中都蘊含著考驗。

小區入住10多年，很多樓棟的門禁系統已陸續癱瘓，業主要求“關門”的意愿異常強烈。小區有近300個樓棟，業委會認為不宜“一刀切”，對于要不要更換原有大門，交由樓棟自己表決，樓棟有三分之二業主通過才予以更換。但即使如此，仍有持不同意見者在業主群里質疑，認為“老門比新門好，新門是豆腐渣，是業委會為了撈好處才換門”。

質疑分很多種，較常見的一種是“我是專業的，這事應該這樣做，現在不是這個做法，那就是有貓膩”。發出這樣的聲音不難，業主也很容易相信，但要澄清質疑，則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開始有委員認為“清者自清，不需要回應”，但為了避免讓一部分業主誤認為業委會不敢回應，最后還是決定“老門一扇，新門一扇，現場砸”，并通過小區公眾號廣泛呼吁業主“圍觀”。于是，在約定的時間，小區進行了一次公開的新老單元門破壞性對比測試。為了直觀地呈現新老大門在質量上的區別，活動既邀請小區業主、物業工程部和門禁施工方一起參加，還全程用視頻記錄下了測驗經過。“第一步，鋼板厚度；第二步，鋼化玻璃。”最后的結果顯示：新門的鋼板厚度為1.18毫米，舊門的鋼板厚度為0.76毫米；舊門玻璃為單層鋼化玻璃，破壞后顆粒狀碎裂落地；而新門為6＋6毫米雙層夾膠鋼化玻璃，更厚重堅實，遇破壞后雖大片破裂而不落。從安全防范上說，新、老大門完全不是一個級別。至此，“新門比老門差、換門是別有所圖”的說法總算不攻而破。

業委會現場辦公，為南門修路測量記錄路幅寬度

接下來，質疑變成“為何換而不修”？其實，業委會在研究方案時的確考慮過修復，但咨詢專業技防單位后得到的答案是“十幾年的老門，拆卸下來容易變形，再裝回去很有可能無法閉合。而且要達到技防20秒自動閉合的要求，維修成本也不便宜。”但提出質疑的業主并不認可技防單位的結論，業委會考慮到“萬一能行，也可以為小區省錢”，于是虛心求教那幾位提出質疑的業主，并讓他們牽線請來了他們認為靠譜的維修單位。然而，維修單位在對一棟樓的大門實施維修后確實出現了“裝上后閉合不了”的問題，最后該大門還是只能更換。至此，質疑聲終于煙消云散。

也有一些質疑是因為業主確實不了解情況而產生的。比如，康城以前一直沒有道閘系統，多年來都靠人工發卡計費。新一屆業委會啟動道閘項目，從開始到完成花了半年時間，有業主認為業委會故意拖延時間。對此，主任郭琪安覺得很“冤”，道閘在上一屆業委會就立項了，為什么上屆一直未啟動？就是因為工作量實在太大了。“整個上海，除浦東機場外，康城的車輛進出量是最大的。單私家車進出，一天要抬起2萬次。”郭主任介紹，由于車流量大大高于一般小區，道閘設計公司需要重新設計，業委會既要問開發商、物業要數據，還要和設計公司一起考慮識別精確度、抬桿速度等問題，鑒于試運行階段有可能會出狀況，業委會決定在2月份啟用，“那時候學校放假了，也臨近春節，很多外地業主不在上海。” 在一系列的精心安排下，道閘試運行一切良好，不少業主都曾預期剛開始會遭遇堵車，完全沒想到通行速度更快了。但即便如此，還是會有人埋怨業委會的辦事效率，殊不知這背后的付出和心血。

道閘啟用后，小區停車更加有序

不過，情況在轉變，和兩年前相比，業委會已經能從業主對具體事務的配合中感受到善意。就在上個月，小區南門拓寬修路，業委會公示南門需要封路3天，不巧趕上臺風又延長了幾天，“那幾天的公交車都挪到北門，南門走到北門有1公里的路，很多老年人都克服了，沒有一位業主到業委會投訴，我們很欣慰，康城很多業主已經發生了變化。”

干業委會需要一點情懷

“個人可以對一件事有好惡，但不能僅以自身的好惡去決策公共事務，更不能將個人意愿凌駕于集體意愿之上。這是業委會教給我的道理。”參加業委會兩年，王斐斐自身也發生了很多改變。主任郭琪安也說，王斐斐以前雖然是一位熱心業主，但通常是用年輕人的視角去看問題，而進入了業委會之后，她更愿意跳脫個人去了解別人的意愿。

一直以來，總有個別業主在業主群宣稱“業委會做工程，是為了撈錢”。聽到這樣的詆毀，有業主抱不平，有朋友勸王斐斐“別干了，不值得”，但王斐斐并不甘心因此停止參與小區事務，更覺得這樣的謠言根本站不住腳。“小區很多項目的維修經費，都是業委會通過一次次的溝通協調向政府爭取來的。政府投入資金的工程，都有政府招標監管，如果真像有些人說的‘做工程想撈錢’，業委會為何不動用小區的維修資金，為何還要去爭取政府資金？”

可以說，在每個小區，業委會都免不了遇到按照自己的心思揣度人的業主，康城的體量更是決定了這樣的猜測不會少。主任郭琪安的家人在加拿大定居，他天天在業委會忙碌；王斐斐作為一位老師、一位三歲孩子的母親，業余時間統統給了業委會，有業主就覺得“這么賣力，干業委會私下肯定有好處”。郭琪安坦言自己并不是熱心人，“我就是想看看自己到了這個年紀，還能不能像年輕的時候一樣，去實現康城的自治。”而這正是王斐斐口中的馬斯洛需求學說。

“馬斯洛認為人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實現，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在外面做公益，就是在追求自我實現。在我看來，參與業委會也是在做公益，當你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家園更美，讓鄰居更安居，這難道不是一種自我實現嗎？”但她也知道，那些習慣以金錢來衡量世事的人，終究無法理解奉獻者的情懷。

南門修好的路面

“業委會只有11個委員，面對全康城近13000戶業主，即便把所有時間都用于康城，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只能把多數業主關心的事情按照輕重緩急逐步推進。面對有些業主的不滿，我只能說我無愧任何業主，唯獨虧欠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剛滿三歲的女兒。我陪伴他們的時間實在太少了。”說這話時，王斐斐的眼中閃過一絲低落。

希望更多人“懂得”

上海康城業委會在過去兩年間為小區辦成了很多實事，但從大范圍上講，業主對于自身的權利和義務還是缺乏足夠的了解，對于業委會的權責邊界也并不清楚。比如要求業委會責令開發商降低地下車庫的停車費，要求業委會去申請地鐵，要求物業打擊群租否則拒付物業費……“很多事并不在業委會、物業的權限范圍，但業主不理解。”以確定僵尸車為例，車子停在小區同一個位置半年，難道就可以將車定義為“僵尸車”而拖走嗎？并不是，萬一是業主出國了呢？其定義和處理都需要報給政府部門。“當業主不知道小區某項事務的管理主體是誰時，很容易認為業委會、物業都該管。而且現代人壓力比較大，人人需要一個發泄的地方，舉目四望，罵業委會和物業又沒什么風險。作為業委會的參與者，有時候只能自我安慰：業主罵完了，心情舒暢了，我們也算為社區和諧做貢獻了。”不過王斐斐也在考慮，讓更多業主參與小區治理，增加他們對社區事務的理解度和寬容度。

“現在很多小區都有業主群，他們經常在群里議論小區事務，說明大家主觀上是關心的，只不過因為對社區實際情況不了解，遇到問題容易想當然。”確實，很多參與了業委會的業主，會意識到自己曾經把社區事務想得過于簡單。“沒參與具體事務的人，有點不滿意就在業主群里質疑，質疑物業、質疑業委會、質疑居委會、質疑政府相關部門。如果有機會讓他們參與治理，當他們親身體驗到做事情的不容易，遇到問題也就會更理性，更容易采取與他人合作的態度。”王斐斐覺得自己也是進了業委會才充分理解到社區事務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所以很希望更多人有這樣的體驗。“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只有參與了，才能把無營養的‘吐槽’轉化為小區建設的‘正能量’、‘推動力’。”

（文內照片由謝飛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