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房裝電梯，垃圾源頭分類，老舊小區停車……在一座超大城市，這些家門口的事務，似乎都不算什么石破天驚的“大事”。但小小一部電梯，或一個停車位，分量卻往往極重，做起來也極難——它們涉及的利益訴求太多元，人們的觀念碰撞也很激烈。

要讓方方面面的人都滿意，都認同，都能“勁往一處使”，這實在是太難了。

超大城市的基層治理，每一月、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處理這樣的難題中向前行進著。來源于現實的難題常常讓人不得其解，但很多時候，人們也有辦法迎刃而解，只要找到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往往來自于基層社會中的一個“樞紐”；而能夠承擔——或者需要承擔起這個樞紐職責的，往往就是基層社會中的一個特殊主體：黨組織。

這不是理論推演，而是現實的折射與呼喚。

以基層黨建帶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是上海探索20余年的課題。從上世紀90年代率先探索“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城區管理體制，促進管理重心下移，到2014年針對“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出臺新一輪基層治理改革措施，其間一條貫穿始終的“紅線”，正是“黨建引領”。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在社區公共治理領域能不斷創造經驗、破解繁難問題，最大程度凝聚多元力量的基層社區，往往有一個強有力的社區黨組織，以及一批能干的社區干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和道路，決定了“黨建引領”是中國超大城市治理的特別屬性所在。一旦引領成功，這也將成為一種特殊的制度優勢所在。而能否在復雜的基層社會治理上有所作為，承擔起領導核心、治理中樞和“戰斗堡壘”的功能，能夠集聚共識、凝聚人心、創造不同群體間的“最大公約數”，恰是對黨的執政基礎是否夯實、執政能力是否強大的具象考驗。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對上海提出，要在超大城市治理上走出新路，要在全面從嚴治黨上有新作為。就在一個月前，他在上海考察工作時還特別指出，要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把資源、服務、管理下沉基層、做實基層，把每個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戰斗堡壘。

“提高黨的建設質量和水平”，是總書記的明確要求。“質量”二字的指向很清楚：黨建要提質、增效，才能上水平。這就需要在內核和實效上做文章。

基層社區，又是最為具體的場域。都說“基層最具體、基層最生動”。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絕不是喊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就是要在那些最具體、最生動的方面，那些看似細枝末節、柴米油鹽，卻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更與每個人的心頭冷暖息息相關的事務上發揮作用。

這無疑是一件特別“實”的工作——有人想當然地以為，黨建好像是“虛功”，是靠開開會、寫寫總結、報報材料就能對付的。這無論對于基層社區黨建，還是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黨建，都是天大的誤會。

而怎樣將黨建工作做“實”、做“準”、做“到位”，正是時下基層社會治理領域的課題。上海這么多年的探索，有過各種首創案例，有許多未必叫作“模式”，但的確在相當范圍內收獲了實效，更可復制推廣。

而各種各樣的嘗試探索，形式未必相似，但有一條內核是相近的，即在充分認識到社區是一個多元主體構成的“共同體”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讓基層黨組織“嵌入”到社區生活，配置以資源、空間、舞臺，使之成為社區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務中的一個“中樞”。

這個“中樞”，不是“所有的事我說了算”的中樞，而是一個能夠在正確的方向上最大程度接近、說服和吸引社區群眾，并推動各類相關主體分享資源、分享智慧、共同治理的一個中樞。這當然需要基層組織自身有很高的公信力，而這種公信力，至少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是準確的自身定位，就像一位資深的居民區書記曾經說的，社區黨組織要學會“站高一步、后退一步”——既能在思想和方向上引領，又不會大包大攬，而是充分尊重社區的群眾首創。

其二則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務，比如能不能幫助社區里的居民解決“急難愁”，或是在人們為了某個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請大家坐下來，一起討論出“最優解”。

說白了，人們對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評價，就看關鍵時刻能不能“站出來”。而基層黨建的效果如何，常常就看其在基層治理中是不是“有用”，是不是恰到好處地發揮了作用。

“有用就有凝聚力”，這個判斷也許太過直白，但在鮮活的基層治理實踐中，很多時候，或許就是這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