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杰、艾力比蘭、高薇薇等人戴著厚厚的眼罩，牽著同學的書包，摸著樹皮、摸著外墻，努力感受著“黑暗世界”。當摸索5小時之后，她們把眼罩摘下：眼前第一次相見的老洋房與自己之前想象中的竟是如此不同。

這是C7小組8個成員，自主組織的一堂校外課——《假如給我24小時黑暗》。她們都是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學大類”專業首屆大一學生，而本學期最重要的《教育學基礎》通識課程需要有那么整整一天，在校園之外“上課”。

最終，這屆329名學生分成了40個小組，完成了一個個“24小時”，并在期末之時交上“答卷”。

未來教育者，先教育自己

今秋，剛剛高中畢業、作為新生入學的郎朗料想不到，一門看似普通的《教育學基礎》課程竟由4位教授、4位副教授和2位青年學者共同講授。

“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華東師大教育學部主任袁振國說到做到。令郎朗和她的同學們更想不到的是，袁振國教授在課上發起一場“24小時活動”，讓同學們分組自行策劃并實施一場24小時不間斷的教育實踐，體悟“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了解到，作為未來教育者，教育學部2018級本科生入校后先在“教育學大類”專業修讀一年教育通識課，一年后再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志愿，進入學前教育學、特殊教育學、教育信息技術學、教育康復學、教育管理學、藝術教育學等學科學習。

教育學部教育管理學系主任李偉勝教授是這門課程的任課教師之一，也是實施“24小時活動”負責人。他說，活動要求極為簡單：安全、效能、創意——即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設計創意十足，且有教育意義的活動，其他一概不作限制。

“大學原來是這樣的！”郎朗說道。從理論到實踐，從紙上談兵到絕知躬行，學生們才發現：這是一個“自己設計教育活動來教育自己的教育實踐”。

學換位思考，才推心置腹

C7小組，對“假如給我24小時光明”進行逆向思維與操作。有小組成員蒙住眼睛，體驗24小時全盲生活；另外的組員則負責照顧“全盲”同學，幫助其嘗試蒙住眼睛經歷日常生活與學習。

活動真的從清晨校園開始，“全盲同學”在同學牽引下，去食堂買早飯、吃早餐。之后，還要坐電梯，用其所掌握的少數盲文，辨析樓層按鍵……在教室里，“全盲同學”依然戴著眼罩，認真聽取特殊教育講座上的字字句句。

從校內到校外，她們邀請路人體驗盲人的世界。但絕大部分路人都婉言謝絕，最終只有一位勇敢的小男孩體驗了片刻。她們告訴身邊人，“知道嗎，即使在樂園里蒙著眼睛蕩秋千，那種感覺也是全然不同的。”

學換位思考，才推心置腹。組員魏曼華說：“在體驗黑暗的24小時里，我才明白盲人等特殊群體走出每一步的艱難之處。他們雖然是生理上的弱者，卻仍渴望被尊重，被平等對待，并實現自我的價值。”組員顧靜則說：“我們學著制定計劃、自我安排，學著協商團結、相互配合，學著正視問題，學著理解他人，學著在陌生環境中保護自己……”

夜深，她們通過手機采訪了從事特教的學姐，記住了一句重要的話：對于盲人等殘障人士的教育，不僅僅是愛心與憐憫，而更多是一種事業與專業。

大類化培養，成高教趨勢

在“24小時方言保護調查”小組中，成員們平均日行步數達3萬步，夜以繼日遍訪了校園內外各地“路人”，從本地人到外地人，從中國少數民族到英德等國外籍人士。他們首先發現自身不錯，就是“皮太薄”——當遭到路人一次不接受訪問，自己就會在街頭“流浪許久”，才開始尋覓下一位受訪者。當然，他們對教育更有意義的發現在于，受訪對象中有四成以上人士，所操方言已不標準，“盡管日后從事普通話教學，但還是特別建議在自己家中應使用方言。”

另一組“哥哥姐姐去哪兒”小組，則相對于“爸爸去哪兒”另辟蹊徑。通過與小寶、豆豆等4名孩子24小時的深入互動，讓自己對“帶娃陪玩”這件事有所啟蒙。從一清早的買菜做飯開始，他們與“忘年交”們一起包餃子，令其吃驚的是，孩子們包的餃子竟是向日葵形狀的，提出的種種問題也令哥哥姐姐手足無措。而夜深后，他們繼續與孩子父母暖心訪談——最大的感悟是，要以朋友的身份，負起家長的責任，“順著他們的天性，不做說教者，而在玩中學。”

“很開心，也很意外。”袁振國教授對這批新生的“24小時”表示基本滿意，“至少增加了以往本科4年傳統課堂里達不到的社會認知。”但他同時期望，學生們真正拉長“時限”和“戰線”，去發現生生不息世界里那些傳統12小時之內發現不了的事物，比如有人見到了凌晨兩三點的后廚如何操持、街道如何清掃……

目前，大類培養已成為一種高等教育趨勢，華東師大大類培養計劃啟動改革，打破了院系邊界，探索基于專業發展需要的跨院系培養。文史哲大類培養（含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社科大類培養（含法學院、政治學系、社會發展學院、傳播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以及教育學類大類培養，均從這學期針對2018級新生正式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