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北京西路1094弄2號的“觀渡廬”，因其原主人伍廷芳晚年自號“觀渡廬老人”而得名，是一幢帶有英國安妮女王時期建筑風格的假三層花園住宅。

伍廷芳是“觀渡廬”的首位主人，在他之后，還相繼有兩任主人。這棟百年老宅曾經見證過 “歷史激蕩的風云際會”，也曾銘刻下“民族實業的發奮圖強”、亦曾上演著 “普通百姓的家長里短”。

第一任：伍廷芳的“南北議和”

“觀渡廬”約建造于1910年，建筑立面為豎向的五段式劃分，東西兩端造型各異，東端呈六邊形頂端帶有圍邊，西端為三角形掛瓦陡坡人字形屋頂，建筑中部位于二層上方有三角形石雕圖案，配以拱形窗楣與各式石柱并在外墻清水紅磚的映襯下，使得整座建筑更顯美觀典雅。建筑的主入口位于東側，入口處有外挑式的門廊，帶有拱券形花紋裝飾的大門與彩色拼花的地坪如今雖已破舊卻也依稀可見當年風貌，步入樓內一處做工精美且寬敞大氣的雕花木樓梯即刻引入眼簾，隨樓梯邁步而上并伴隨著身邊那透過彩色玻璃窗映射入樓內的點點彩光，讓觀者頓生“與歷史親密對話”之感。

“觀渡廬”

“觀渡廬”內部樓梯和彩窗

如此華美大宅必定出自于知名建筑設計事務所之手，據鄭時齡《上海近代建筑風格》一書中介紹，此宅為新瑞和洋行的作品。新瑞和洋行是一家老牌英商建筑設計事務所，1930年后再改名為建興洋行，期間其主要成員Gilbert Davies、Charles W.Thomas、J.T.Wynward Brooke等均為英國皇家建筑師學會會員，整個設計團隊陣容堪稱豪華并在滬留下過眾多工藝精湛的建筑作品，比如禮查飯店（1910年，即浦江飯店），老成都北路7弄原輔德里（1915年，7弄30號為“中共二大會址”）、茂名南路57號蘭心大戲院（1931年）等，無論哪一幢都能入選“滬上名樓名宅”的行列。

禮查飯店

“觀渡廬”的首位主人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學家、外交家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祖籍廣東新會，本名敘，字文爵，又名才，號秩庸，晚年時自號 “觀渡廬老人”，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法學博士。伍廷芳出生在新加坡，3歲時隨父母來到廣州，8歲進入私塾并表現出極高的學習天賦。伍廷芳14歲時來到香港開始接觸“西學”并先后在圣保羅書院和皇后大書院就讀，期間還曾主持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成為我國在報業領域的先行者之一。1861年伍廷芳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被香港高等審判庭錄用并擔任翻譯一職，初涉法律，約十年后又因表現出色被調任港府巡理署譯員。1874年他竟然放棄了來之不易的工作自費遠赴英國留學攻讀法律并于三年后獲得博士學位和大律師資格。返港后的伍廷芳繼續著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傳奇，1878年其曾榮獲掌法紳士（后譯太平紳士），開啟華人任太平紳士之先河。1882年是伍廷芳人生中的又一個轉折點，在那年中他受晚清洋務派重臣李鴻章的邀請來到天津任法律顧問，由此正式成為李鴻章的幕僚，中外一系列條約與事件的商議處理中有過他的參與；中國首條自建鐵路“唐胥鐵路”的經營亦有著他的一份功勞；清末法律改革中也時常能看到他活躍其中的身影；他的足跡不僅遍布國內更是遠達世界……

伍廷芳

1910年伍廷芳卸任稱病寓居上海并自號“觀渡廬老人”，“觀渡廬”故事大抵也就從這時開始了。

1911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那一年的10月10日，為清王朝敲響喪鐘的“武昌起義”爆發了，清王朝在此后的數月中時刻處在風雨飄搖茍延殘喘的境遇之中。同年11月初“上海光復”后，起義重心開始逐步由武昌轉向南京與上海，清政府此時雖在軍事實力上仍占有極大優勢，但鑒于全國多省已紛紛“獨立”及財政吃緊等窘境主動開啟“南北議和”，伍廷芳作為南方全權代表與北方全權代表唐紹儀在接下來的數月間進行了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和談。

清廷大員唐紹儀與伍廷芳

這是一場影響著后來歷史走向的“和談”，原本定性為討論“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和談”，到后來越發演變成一場討論“如何為清政府善后”的磋商，南北雙方代表伍廷芳與唐紹儀在未來中國走“民主共和道路”的觀點上竟然從談判開始后不久就心照不宣的達成了一致，“民主共和”從此越來越深入人心。

有關這次“南北議和”在上海的舉行地點，以往較多的說法是“南京路市政廳”和“趙鳳昌位于南陽路的住所惜陰堂”，該兩處建筑現均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伍廷芳作為這次和談的南方全權代表，他的住所“觀渡廬”自然也與和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據馮天瑜為《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杰》一書中所述“趙鳳昌的女兒趙志道從陽夏戰爭前線乘船返滬，見到一個頗有歷史意味的場景：先君已除辮，終日與各方人士討論國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孫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張季直、莊思緘、湯蟄仙等。所議為電請清帝退位及勸袁世凱贊助民國等事。南北議和時，先君常去觀渡廬與伍廷芳策劃和議條件。聞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國徽寓以農立國意，皆出先君倡議。”由此可見“觀渡廬”在結束中國封建王朝統治，開創民主共和的歷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踱步其間，遙想當年許多偉大的歷史瞬間曾在此一一上演怎不叫人心潮澎湃。

進入中華民國后的伍廷芳繼續活躍于當時的中國政壇，其于1917年曾出任代理國務總理，并在張勛北上妄圖解散國會期間發表通電，拒不簽署解散國會的命令并向黎元洪遞交辭職信，一展“維護民主共和到底”的決心，并于不久后南下廣州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入永豐艦。時年已80歲的伍廷芳不懼危險上艦看望孫中山，共商大計。數天后的6月23日，身染肺炎的伍廷芳因悲憤病逝于廣州，結束了其傳奇且又些許悲壯的一生。孫中山先生在得到伍廷芳病逝的噩耗時，傷心不已，對左右言道：“陳逆叛變，禍國殃民，但總長憂勞過度，遂而不起，我們后死者，應同心努力，戡平叛亂，然后可以慰伍總長真靈，完成革命大業……今日伍總長之歿，無異代我先死，亦即代諸君而死…吾軍惟有奮勇殺敵，繼續遺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與伍氏家族有關的歷史建筑還有太平花園。“太平花園”地處“觀渡廬”西北方向的陜西北路上，為伍廷芳與其子伍朝樞于20世紀初至20年代20年代陸續建造的花園里弄住宅，據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時有不少流亡到上海的猶太難民在這里居住過，是上海除了虹口提籃橋地區外又一處鮮為人知的“諾亞方舟”，甚至有些文章中還將伍廷芳伍朝樞父子稱之為“中國的辛德勒”。對于“中國的辛德勒”這一稱呼，筆者認為還是值得商榷的，伍廷芳伍朝樞父子分別于1922和1934年去世，從時間上來看，父子倆顯然不可能與發生在1938年的那場“水晶之夜”及之后納粹對于猶太人大規模的迫害產生任何關聯，或許是伍氏家族另一成員的出手相助才鑄就了那次對于猶太難民的雪中送炭。

第二任： “大新煙草”

“觀渡廬”的故事并未由于伍廷芳伍朝樞父子的去世而終結，大約在1943年時，這幢住宅被大新煙草股份有限公司購入并作為該公司的辦公用房。“大新煙草”是一家成立于1943年的小型煙草企業，主要生產萬壽、大都會、紅萬壽、大吉慶等品牌的香煙。同在它之前已經聞名滬上的“英美煙草”、“南洋兄弟煙草”、“華成煙草”等中外大型煙草公司相比，“大新煙草”無論在資本實力還是人員規模上都是與它的這些前輩們所無法比擬的。

老上海記憶中的香煙牌子

當然“大新煙草”亦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曾一度通過“香煙牌子”這個“銷售媒介”將自己的生意經營得風生水起。“香煙牌子”原本是香煙廠為推銷自己的產品特意在香煙殼子中放置的一種硬紙小畫片，其圖片內容以人物、故事等居多，久而久之便逐漸演變為部分人眼中的“收藏品”或“孩童啟蒙讀物”。著名作家白先勇曾說，他與《紅樓夢》的結緣就是從當時“紅樓夢人物香煙牌子”中開始的。此外“香煙牌子”也可作為一種用于“兌獎”的工具，比如當時如日中天且幾乎壟斷中國煙草市場的“英美煙草”，就曾以“集齊水滸108將香煙牌子可獲得金條獎賞”的噱頭在滬上掀起過一場煙民爭相購買其名下品牌香煙的熱潮，結果令大家大失所望的是，這次所謂的兌獎活動實則只發行了“106張水滸人物的牌子”，任何煙民即便竭盡所能也不可能集齊所有“香煙牌子”前去兌獎，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活動實則只是一場騙局。“大新煙草”為吸引煙民而開展的“兌獎活動”顯然要比“英美煙草”的要靠譜許多，同樣是在推出“水滸108將香煙牌子的兌獎活動中”，“大新煙草”只是在“少數幾個水滸人物牌子”的發行量上做了刻意的減少，總體上沒有愧對煙民。另外“大新煙草”還曾以推廣自身品牌為目的舉辦過香煙商標展覽，也曾在當時的煙民與收藏愛好者中引起過不小的轟動。

第三任：上海匯明廠老板丁熊照

繼“大新煙草”之后，“觀渡廬”于40年代中后期又迎來了他的第三位主人—上海匯明廠老板丁熊照。“觀渡廬”曾長期作為該廠的職工宿舍，現今此樓內仍然居住著不少該廠職工以及他們的后代。

丁熊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民族實業家，他1903年出生于無錫，早年在洋布莊做學徒出身，學徒期間的丁熊照目睹當時上海市面上外貨遍布、國貨疲軟的整體狀況后，開始漸漸萌發提倡國貨、振興民族工業的宏愿。學徒期滿后，丁熊照離開布莊輾轉來到上海大東電池廠工作，時正值“五卅運動”在上海蓬勃興起，眼見著滿街高喊著“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人群此起彼伏，丁熊照的愛國熱情在這一刻再一次被點燃，不久后他所在的大東電池廠歇業，他果斷傾其所有并招募大東電池廠的幾位骨干工人創辦了匯明電池廠，以“大無畏”作為商標激發大家創業熱情，立志要在洋商橫行的大上海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為國貨爭光。

“大無畏牌電池”商標

與丁熊照的一腔雄心壯志相對應的是，當時國內華商電池領域的不景氣。在匯明電池廠之前上海雖然已有國華等數家華商電池廠，但整體實力仍與外商電池廠相去甚遠，其中作為中國首家電池生產廠家的國華電池廠正面臨在外商同類產品的傾軋下歇業的窘境，當時華商電池領域的前景可謂一片慘淡。丁熊照在初涉電池領域后便深知如想在該領域內長期與外商抗衡，必須在產品生產上以質量上乘與物美價廉為先導，靠一時的“投機取巧”是不可能有出路的。于是他一面聘請電池行業技術人才，一面利用平時各種機會全心研究制造電池的技術，通過反復實踐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改進銷售方法，他還會親臨全國各地為自家的產品做推廣宣傳。正所謂天道酬勤，在丁熊照與其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數年后由匯明電池廠生產的“大無畏”牌電池非但在上海已能與以美商”永備”牌電池為代表的外商知名電池品牌并駕齊驅，更是遠銷海外，據王孚禮所撰寫的《丁熊照與大無畏電池》一文中所述：“大無畏電池不但行銷全國，還遠銷英國、南美、非洲和東南亞各國，馳名中外…英國倫敦維泰利電器公司曾有信給匯明廠，對中國工業產品水平竟有如此之高表示驚訝”。

此外，丁熊照為使他的電池產品能有配套生產，又在原有匯明廠的基礎上先，后開辦了和明炭精廠、保久小燈泡廠等企業，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電池、電筒配套生產體系，使得自己的事業又邁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

丁熊照的可敬之處更體現為他在面臨“民族存亡”關頭中的義舉。“一.二八”和“八.一三”兩場淞滬抗戰中，他均慷慨解囊積極捐款捐物并親臨醫院慰問傷者。當時有些廠家為圖自保，會在抗戰時選擇懸掛西方列強國旗以為“保護傘”，而丁熊照則照常懸掛中國國旗并激勵教育自己的員工說，“在中國的國土上就要掛中國旗幟，我們要以大無畏牌產品商標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精神，與日本軍國主義勢不兩立”。后來由匯明廠生產的電池電筒等產品還行銷大后方與敵后游擊區，成為軍用與民用的必需品。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日軍管制下的上海物資緊缺，丁熊照不遠萬里將大量資金與物資轉移到大后方繼續用于各類生產，為支援抗戰獻計獻力。

1945年夏天，拒不與日方合作的丁熊照被憲兵隊以“在外造日本戰敗謠言”的罪名逮捕，面對著生與死的抉擇，丁熊照大義凜然置生死于度外。不久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丁熊照在各方營救下最終被釋放。

在50年代公私合營期間，丁熊照雖然身在香港，但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表現出極力的擁護，他囑托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堅決配合政府的工作，使得自己的企業都順利實現了公私合營。60年代中期，另一知名電池產品“白象”牌隨上海華明電池廠并入上海匯明電池廠，從此成就了中國電池界的另一段傳奇。1976年11月1日，丁熊照在香港病逝，享年74歲。

經歷過百余年歲月洗禮的“觀渡廬”如今依舊安詳的矗立在這片承載著厚重歷史的土地上，一幢樓的三生三世，留給后人的是對于歷史的敬畏以及對于“民族復興”的無限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