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了垃圾桶，生活會變成怎樣？恐怕沒有一個現代人會去做這樣的假設。垃圾桶作為社會文明變遷的“物證”，本身就和人類生活高度捆綁，就像空氣和水一樣，存在地毫不起眼，卻又不能失去。

因此，當上海各區近年開始陸續試水垃圾定時定點投放制度，圍繞“垃圾桶”的斗爭頻頻出現。曾有一個小區，因推行垃圾定時定點投放，掀起了巨浪——居民不愿失去家門口原有的垃圾桶，前后投訴居委會、物業35次。

不過，居民不適應就不推行了嗎？就在今年，上海將“本市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制度”作為法規寫進7月即將實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中。可以想見，“定時定點”是不可逆轉的新趨勢，預示著人與垃圾桶關系的必然變革。

“定時定點”背后

小劉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租住在長寧程家橋街道上航新村。他至今記得，2017年上半年剛搬來時，小區垃圾房常常“爆倉”，夏天還總伴著一股酸臭味。可實行垃圾定時定點分類后，新改建的垃圾房不僅“顏值”大大提升，更是解決了困擾小區已久的環境問題。而今，全市1.2萬個居住小區的1.7萬多個定時定點垃圾箱房已更新改造了近萬個，許許多多“小劉”都深切體會到了定時定點分類帶來的居住環境變化。

上航新村實施定時定點垃圾分類

上海為什么要“定時定點”扔垃圾？許多基層干部告訴記者，定時定點投放的好處不一而足：除了有利于環境改善，還能減少硬件設施成本、減少保潔員工作量，讓居民得到更準確的、點對點的垃圾分類指導，同時提高企業清運和處理垃圾的規模效應和效率……

而根據許多發達國家和城市的成熟經驗，探索垃圾定時定點投放最大意義在于，可以通過“定時定點”的手段促進全民生活垃圾分類。例如，在臺北，如果人們不按照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等候垃圾車，便只能把垃圾放回自家冰箱或是安裝了除臭設備的車庫；在日本，超過10種類別的垃圾都固定了專門的收運時間和地點。一些特殊種類的垃圾，錯過一次收運，可能要等一周甚至一個月。但長期嚴苛的定時定點投放規則，最終引導著全民走向自覺地生活垃圾分類上來，這對于當前全面推行垃圾分類工作的上海而言，很有借鑒意義。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定時定點”是通過降低居民扔垃圾的便利性、提高居民扔垃圾的“交易成本”，從而倒逼居民形成垃圾分類和少扔垃圾的行為習慣，有助于從源頭實現垃圾的減量化。而這一點，在上海各基層單位的實踐中也已經得到初步驗證。

在崇明新村鄉新浜村，村民戶上分類后自行到指定投放點進行干濕垃圾分類投放，保潔員或志愿者則現場查看桶內垃圾，做得不好，當場指正；多次拒不整改，取消評獎評優資格。實踐下來發現，這樣的定點投放模式讓責任明確到戶，激發了農村熟人社會的內在動力，礙于情面的鄉里鄉親主動更正習慣順應趨勢，果真讓垃圾分類成了新時尚。在奉賢南橋鎮蘇寧榮悅小區，通過推進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保潔員劉阿姨的工作量大大減少，除了分揀工作輕松外，每天產生干濕垃圾的量，幾乎縮水到原來的一半。

崇明新村鄉新浜村定時定點投放點

矛盾為何圍繞著“垃圾桶”

“定時定點”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但難度也顯而易見，關鍵在于如何處理垃圾桶與人的關系。

21號樓下第一天撤去垃圾桶時，馬利敏“懵了”。作為楊浦新江灣城街道上和園一期小區的居民，從住進來那天起，小區15個門棟口就放著13組垃圾桶。每次順手把垃圾帶下樓，蓋一抬，手一松，不費吹灰之力。誰也未曾想過，有朝一日它們會被集體撤走，人們必須顛兒顛兒地跑到小區大門口的“定點”去投放垃圾。

毫不意外，絕大多數人會因為這樣的變化而感到“不適”。在上和園一期小區，定時定點投放的做法持續了不到3個月時間便“流產”了，期間還經歷了居民到處亂扔垃圾的“混戰”和不厭其煩地投訴抗議。

可這并非個案。對大多數小區而言，要想推進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都得先過“撤桶”這一關。簡言之，就是把原來大伙兒已經習慣了的家門口垃圾桶撤走，重新設定統一的垃圾收納場所。

去年，長寧古北國際花園一口氣撤走全部350個樓層垃圾桶，同時在地下車庫新增5個投放點。“撤桶第一天，物業經理電話被打爆，有居民攔著撤桶人員不走，幾天后才開始習慣。”虹橋街道榮華居民區黨總支書記盛弘說。

徐匯區田林十二村，實行定時定點投放后，6個標準化垃圾箱房進入小區。居民覺得免費送個垃圾桶是“福利”，垃圾箱房變得更干凈整潔也是好事，可唯獨撤走臨時投放點，要多走幾分鐘路，惹惱了周邊對垃圾桶有“依賴”的60多戶居民。于是，每天都有約3桶各色垃圾躺在垃圾桶撤走后的空地上，還有人索性把垃圾袋拋進小區綠化帶里，“以示抗議”。

在奉賢南橋鎮蘇寧榮悅小區，盡管今天看來定時定點投放工作進行得平穩有序，但很多居民們忘不了，去年4月小區內驟然“撤桶”后的一段時間里，仍有人堅持不懈與物業抗爭，希望歸還原來的垃圾桶。

蘇寧榮悅小區定時定點投放點

對于“撤桶”，人們究竟在害怕什么？只是不愿多走幾步路嗎？恐怕不盡然。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有個著名的理論：人的習性不是純粹的生物學行為，而是受社會文化影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人們不能失去原本觸手可及的垃圾桶，而是不能失去便捷地丟棄垃圾的“固有權利”。畢竟在過往的社會環境中，“扔垃圾”行為是“零成本”的，不需要人們花時間和精力去付出。而當下，垃圾分類的新要求改變著人們的行為預期，要人和過去的生活垃圾處理習慣一刀兩斷，重新塑造愿意為垃圾處理支付成本的新觀念，這就很難一蹴而就。

花式“撤桶”能解決問題嗎

撤桶的阻力很大，但“定時定點”的推進不能因此止步。有些小區選擇了“硬碰硬”，通過強推加監督，陪著居民共同撐過扭轉習慣的陣痛期。崇明堡鎮虹寶社區，1500多位居民原本對29組垃圾桶十分依賴。實施定時定點投放后，居民必須到指定的3個集中投放點扔垃圾。而社區內原有的志愿者則全部投入到監督行列中去，來一個幫一個、來一個盯一個，不厭其煩地勸導，雖效果顯著，但居委、物業等各方面均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

有沒有更溫和的推進方式？也有。虹口區祥德路48弄，垃圾和濕垃圾每天兩次（早上8: 30-9: 00，晚上 7: 30-8:00）由東虹保潔定時至祥德路48弄口收集垃圾，居民在規定時段內，將分類的干濕垃圾予以投放。但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通過老年人帶頭學習分類知識，引導帶動年輕人參與，有時甚至是老年人主動敲開年輕人的門，詢問是否需要代為投放垃圾，小區在良好和睦的自治氛圍下，實現了垃圾投放向定時定點模式的自然過渡。

實際上，選擇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推行“定時定點”，主要取決于社區本身的資源稟賦。在祥德路48弄這樣的熟人社區，“關系”能夠成為瓦解群體習慣的突破點。只要說服幾個核心的意見領袖，新的風氣自然會傳播開來；而在虹寶這樣的大型社區，強制措施必不可免。只有依靠嚴格的制度和即時的監管，不斷敦促居民重復“正確的動作”，才能養成新的習慣。

在奉賢南橋鎮銀河麗灣小區，推行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垃圾后，門前的垃圾桶是撤走了，但各樓內物業派駐的大堂管家又多了一項新的任務——定時上門回收垃圾，并現場教學分類的正確方法，逐步滲透垃圾分類和定時定點投放的理念，柔性引導居民接受定時定點投放。

在長寧虹橋街道四季晶苑小區，為最終實現“定時定點”，居民決定先不撤桶，而是“加桶”。小區只有287戶人家，原來每個樓層中放一只桶，現在再添加一只，且標記清楚干垃圾和濕垃圾。表面看是“加桶”，實則是要在不影響居民垃圾投放便利度的前提下，培養其習慣，最終是為了更平穩地“撤桶”。如今，加桶模式已在虹橋街道戶數相對少的商品房小區成功推行，比如世紀虹苑、美麗華花園、金色貝拉維。此外，虹橋街道根據“定時定點”模式推廣的經驗，還總結了幾種適應不同社區情況的模式，如對具備條件的采取撤桶“+設定時點投放”和“+垃圾箱房定時投放”，對暫不具備條件的采取“每層加設分類桶”和“跨層加設分類桶”。

四季晶苑樓層加垃圾桶

花式“撤桶”看起來令人有點犯暈，其背后考驗的是基層社會治理的智慧。一項新舉措的推行，如何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如何用好“天時地利人和”；如果推進受阻能否“曲線救國”，這里面都有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