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山的家，被各式各樣的攝影設備占滿了：有燈具、發電機、“長槍短炮”，冰箱側面掛滿充電器，茶幾旁黑色器材箱疊了3個。這客廳就能當攝影棚。

棚內的主角是螳螂、螞蟻、洋辣子等小蟲，布景是苔蘚、葦草和紅薯葉打造的“叢林”。為了讓畫面更有層次，張登山不斷調整植株，不時加一枝燈籠草、兩根絲瓜藤，再補個光源，噴幾滴水。隔著桌子看，他的頭發被葦草埋住，燈光打在墻上，剪影竟有些像他最愛的螳螂。

“我以前跟人開玩笑，到我家來借2萬元錢沒有，要2萬只蒼蠅倒是有。”張登山將殘翅果蠅喂給螳螂，大笑著說。

這位69歲的微距攝影師，喜歡昆蟲，更喜歡拍昆蟲。他為此甚至把兩居室換成了一居室，還擺手說，“老兩口，夠住就行”。

家門口的公園，稍遠些的濕地，上海市區、近郊、遠郊，適合蟲兒的生態不少。那些追昆蟲的人，樂此不疲。

張登山家客廳，臨時搭起了工作臺。這些燈他去野外也會帶著，搭起工作臺就能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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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之美

夏日清晨，張登山4點起床，去南匯的東海農場，給螳螂找荷花黃蕊的背景。

“它們有驚人的形態美。”當了大半輩子人像攝影師，他對于美有執念——螞蟻把花蜜沾到了臉上，不住地搔頭；3毫米的小果蠅，翅膀也能折射出彩虹色；一只剛出蛹的螽斯還在學步，兩只蠟蟬旁若無人地親熱；就連模樣可怖的洋辣子，伸懶腰時也自帶萌感；螳螂翻過藤蔓，手舞足蹈地站了起來……

嫩綠新芽上，一只狀似粉紫色花朵的蘭花螳螂，驀地舉起兩把“大刀”，前后微晃，進入戒備之態。

張登山連按快門，留下一組仰頭、抬臂、進攻的照片。配以科普文字，照片與珍稀螳螂標本一起，陳列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博物館二樓，成為“飛天刀螂”展廳的展品。

因為這些照片，張登山結識了上海昆蟲博物館館長殷海生，成為中科院昆蟲博物館微距攝影藝術指導老師。

殷海生認為，活體照片的美感遠勝于標本照片，“木乃伊再好看也沒有生機”，而且“拍蝴蝶和甲蟲這些體型較大昆蟲的不在少數，但小蟲這么活靈活現的照片很少見。”

在張登山放大5倍的微距鏡頭中，連一只蜉蝣頭頂7個眼睛都清晰可見。灰色，蜷曲，黯淡，不及芝麻一半大的蜉蝣，呼氣稍用力似乎就會沒了蹤影。

世界上最小的昆蟲身長僅0.2毫米，最大的也不過300毫米，就算是在動物界種類最多、分布最廣的鞘翅目昆蟲里，也有許多針尖大的蟲子。全球已知140萬種生物中，有100萬種是昆蟲，而昆蟲的總數估計約有1000萬種。

“10只昆蟲里9只不認識也正常，就算稱我們是昆蟲專家，拿來一只蟲，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一輩子鉆研一個科的昆蟲都很難透徹。”殷海生說。

昆蟲的種類、數量、重量都是地球生物中最高的，某種程度上，說“地球是昆蟲的星球”一點也不為過。

一個白蟻的巢穴就有幾十萬只個體，僅熱帶地區，螞蟻的數量就遠超過所有哺乳動物數量的總和。如果將地球上的昆蟲平分給人類，每人都能分到2億只蟲子，這還僅是針對已發現的昆蟲所做的估計。

徐家匯博物院被認作中國博物館創建的開始，上海昆蟲博物館由其脫胎，很早便開展科普工作。1998年中科院上海昆蟲研究所剛開始做科普時，還是小伙子的殷海生和同事一道，打印照片，找木板噴繪，用螺絲拼出了昆蟲世界。

博物館入口處的展板上有這樣一句介紹——“不僅是人類生存之處，就是人類無法生存的地方，從赤道到兩極，從河流到沙漠，從幾米深的土壤到皚皚雪山，都有昆蟲的蹤影”。

在張登山眼中，宏觀與微觀視角雖大不相同，但彼此相通，“微觀世界不一定人人都會關注，關注了也不一定會去奮力表達”。而他要做的，就是“展示精彩紛呈的自然，展示微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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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上蟲鳴

剛開始養螳螂的那個冬天，張登山特意給它們包了電熱毯，沒想到第一晚就熱死多只。他那時方知，昆蟲對環境變化最為敏感。

而后灘公園時時熱鬧，蟬鳴洪亮，蟈蟈則多了婉轉，蟋蟀聲雖不高卻更曲折——難以想象，在上海市區能聽到這樣豐富的蟲鳴。

夜晚拿著手電筒觀蟲的孩子們興奮高呼：樹上那幾條鼻涕蟲好大，白蛾蠟蟬可是第一次見……

草鋪好了，樹長好了，與之相棲的生物也就來了：樹洞里的天牛，樹干外的蟬蛻，河中的蝦，岸邊的蟹，路燈上飛蛾，石板下藏蟲……

拿著小網，向苦草中漫溯，很容易撈到小魚小蝦。帶隊老師教大家辨認，食蚊魚和小龍蝦是入侵物種，蝦虎和鳑鲏魚是上海本土魚類，河蚌會收養鳑鲏后代，鳑鲏又會撫養河蚌的子女，這些生物相互依存，雖形態各異、食性不同，但都對環境要求很高。

科普活動的組織者，是上海師范大學的一群研究生。他們主攻昆蟲分類和鳥類環評等生命與環境科學研究，兩年前創辦戀野物語自然探索工作室，開展以昆蟲為主題的教育活動。

在上師大創業園，他們的工作室被大自然的氣息填滿：兩個大缸養魚，數十個小缸里，蟾蜍蟄伏，蜘蛛舞爪，牛蛇嘶嘶吐著芯子。

戀野物語的辦公室，創始人的卡通造型從左至右依次是：彭中、屠越鄴和宋曉彬。

彭中用鋼絲球使勁刷著魚缸壁的褐藻，念叨著“螺太弱，藻太強”。紅尾黑邊的鳑鲏魚群，在綠色水藻映襯下更顯體色鮮艷。他回頭又給小缸里的植物澆點水，笑著說：“天天圍著花鳥魚蟲，老頭子一樣的生活。”

“80后”彭中是上師大的博士后，作為工作室創始人之一，孩子們更熟悉他“彭三歲”的名字——顧名思義，對自然懷著3歲孩童的熱情。

他用雙臂直著抬起，兩手內扣來模仿中華扁鍬，再下蹲曲臂學中華大鍬。他活潑地做了一遍，孩子們跟著學，就記住了兩種昆蟲窄長和粗圓的區別。

滿墻蝴蝶標本中，最中間的相框里是兩只鞘翅目昆蟲：左邊的陽彩臂金龜足肢威武，它曾被宣布滅絕，近年又被發現；右邊的西郊公園毛角蟻甲，僅不到兩毫米，幾乎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長，這是2017年3月由彭中和另一位創始人屠躍鄴在西郊公園發現的昆蟲新物種。

2017年，工作室共發現了3種上海本土昆蟲新種。在高度城市化的都市，這些新被認識的小蟲廣受關注，全市征名。

“這說明上海沒有成為水泥城市，在努力打造現代化都市的同時，還兼顧了生態建設。”上師大的李利珍教授如是評價。

昆蟲已知的34個目中，鞘翅目最大，鞘翅目里隱翅蟲科種類最多。李利珍研究隱翅蟲40年，是國內昆蟲多樣性保護的權威。

工作室幾位核心成員都師從李教授，師生們在全國采集發表了昆蟲新種多達740余種。除了科普，他們還不間斷地調查上海的昆蟲，就是為了研究本土生物的保種保育。

“我們說保護環境，其實是要保護生態。只有恢復到最原始的生態，才叫真正的治理，否則就算表象很好，可能也會重置歸零。”彭中用后灘公園舉例，重建濕地環境讓黃浦江水從劣五類水凈化到三類，“下了大力氣，才有好結果。”

后灘公園，戀野物語的夜游科普活動，螃蟹隨手就能從地上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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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家底”

晌午林間，樹蔭幽遠，從背后打光，張登山就能拍出剛鉆出卵的洋辣子通透的身體，也能給螳螂來一個剪影。

在自然界中，螳螂是專業的洋辣子殺手，但它也要做好成為蜘蛛、蟾蜍，甚至是螞蟻晚餐的準備。

“人們喜歡鳥類魚類，討厭蚊子蒼蠅，可沒有蚊蟲為食，很多動物將無法生存。”李利珍用最通俗的方式說明，生態網牽一發動全身，結構越復雜，自愈能力越強，而環節越少，越不穩定，“這是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和保護非常重要的原因。”

這個為大自然編寫昆蟲篇目錄的人，記憶地標的方式，就是這條溪邊有圓胸隱翅蟲，那棵樹下有四眼隱翅蟲。

浙江天目山物種豐富度高，幾乎年年都去的李利珍發現，20年前找到兩個昆蟲新種的那塊大石頭還在，但蟲兒找不到了。

屠躍鄴最近遇到了和老師類似的問題——兒時放學回家路上，有一片幾公里長的籬笆墻，周圍栽滿木槿，紫紅的花心棲著很多小天牛，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今，他兜遍了家附近的木槿花叢，卻始終不見其蹤影。

對昆蟲而言，一場大雨可能沖垮蟻穴，一只雞就仿佛“哥斯拉”。

“可能這只蟲只是出來旅游，它家在哪里我們不知道，它要去哪兒也不清楚。”彭中帶著給孩子講故事的語氣說，“只能根據一些環境和生理上的共性去推測。”而且，國內昆蟲分類學起步較晚，盤點中國昆蟲“家底”則更難。

但不清點，就永遠不知道有多少有價值的東西未被發掘。“說不定我們不認識的哪種昆蟲身上的物質，就能治愈癌癥呢。”彭中說。

拍復旦大學植物學家鐘揚事跡的團隊來上師大拍攝，發現這些做基礎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們在做著相似的事。種子庫和昆蟲名錄，都是在記錄廣袤大地的財富。

“所有生物資源中，未被開發利用的最大資源就是昆蟲資源。它們種類那么多，我們知道的那么少。”李利珍說。

“沒有分類學作為基礎，多樣性就無從談起；不了解多樣性，何談生態環境保護。”屠躍鄴坦言，“但分類學仍是比較冷門的基礎學科。”李利珍的實驗室算是“人丁興旺”了，“李老師出去開會，都被同行羨慕。很多后繼無人研究的昆蟲類群，研究只能停滯”。

摘出1758年至今世界文獻里記載中國物種的內容，匯編成書，這是國家計劃。李利珍負責隱翅蟲科，他有自己編程構建的數據庫。

在上海昆蟲博物館，115萬號昆蟲標本，存在三大間標本室中。對于追昆蟲的人而言，這些都是珍寶。

不過，“既然都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忽略重量大小外形，拿在天平上稱是不是應該一樣重，但你認為熊貓和蝴蝶誰更珍貴？”殷海生問。

昆蟲里唯一的一級保護動物，是金斑喙鳳蝶。在公眾觀念中，“熊貓和蝴蝶”確實沒有可比性。

人進蟲退。由于棲息地破壞、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人類活動的影響，1972年之后，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損失了60%。

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將在中國召開。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指出，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衡量一個國家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競爭力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

李利珍在上師大第一教學大樓四樓的昆蟲標本走廊。這棟樓每一層都有不同種類的標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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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自然

午后的天目山間，張登山發現一只昆蟲，直覺它是珍稀物種——鞘翅閃著綠色金屬光輝，背部紋飾是立體雕刻狀，如同一件工藝品。

他請教殷海生，這果然是二級野生保護動物碩步甲。

那天恰好是3月3日，“世界野生動植物日”。張登山在微信朋友圈表達了激動之情，并感慨要“愛護昆蟲、保護環境”。

暑假剛到，他帶著孫女又去了天目山，那些讓他癡迷的蟲子卻讓孩子害怕。他說：“我不是一定要讓孩子喜歡昆蟲，而是讓孩子通過了解自然，建立對世界的認知。”

彭中很是贊同。他舉了個例子，日本會對孩子做森林教育，有位7歲男孩在森林里獨自過活6天，被找到時并無大礙，因為孩子學會了躲避攻擊，還能找到水源。

而他在給學生上課時發現，“我們5歲的小朋友和18歲的本科生，對昆蟲或者自然的知識體系相似，能畫約等于號”。

看似無用的自然教育，在社會生活中一度缺位。所幸，觀念正在改變。

孩子喜歡甲蟲，如何正確引導；家里養的小螳螂死亡率很高，怎么降下來……李利珍的辦公室里，這兩年來的一些家長，不再只問應試問題。

他一邊告訴家長怎么陪孩子做觀察記錄，一邊為孩子的這些疑問高興。說起具體事例，李利珍笑了，“例子太多，有一個我總給孩子們講。”

水黽為什么能水上漂，是吳淞中學一個女孩的疑問：關于它腳上的疏水毛存在兩種說法，腳上有油脂，或本身即為納米級疏水結構。女孩興沖沖地找到李利珍說，她想到了給水黽洗腳，洗完發現它沉了下去，那就說明答案是前者。

他贊許孩子的同時又啟發她，這是間接證據，洗下來的是不是油脂還有待討論，所以需要有直接證據。女孩便去鑒定了水中的成分，分析出的確有三種疏水性物質。

女孩繼續提出問題，油脂是先天的還是后天的。她先放大腿部結構，又切開觀察形態，發現了內部相連的管道；為了證明有油脂細胞相連，她再去請教研究細胞的教授，最后解決了問題。

在李利珍眼中，上課、做實驗、開講座，這樣的科普遠遠不夠，科學思維的培養才是最重要的。“能想出整套探究問題的科學方法才最值得鼓勵。設計有沒有瑕疵，數據是不是偶然，甚至結果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觀察、思考、學習、修正的過程最難得。”

在對昆蟲、自然和生態的討論中，“敬畏”一詞被幾人反復提及。“對自然有愛有敬，就不會去破壞，只會更加愛護。”殷海生說，“這樣的孩子會善良地長大。”

這是一只蜉蝣。它浮出水面的第一天，也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天。

日落時分，張登山在水邊支起燈帳，等待。蜉蝣即將開啟一場盛大的求偶舞會，幾個小時內完成交配、產卵后就會離去。他要給它們留下最后的照片。

“朝生暮死”不過是種文學性描述。蜉蝣稚蟲在河底已經生活3年，歷經數十次蛻皮，浮出水面就是為了去往終點。

這個種群已存在3.5億年，與它們相比，人類才是世界的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