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急速行軍的上海，急需精巧良善的制度規則，發揮引領與保障作用。《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勵規定》正是這樣一部政府規章。該規章已經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并予印發，將于今年國慶之日起正式實施。

這部最初頒行于2001年的政府規章，經過此次修訂，已然煥然一新，無論是價值判斷、技術理性還是程序規則，均有大幅改觀，有望以最大限度的開放與包容，獎勵最優秀的科技成果。

這是一份崇高的榮譽，并非有錢就可以創設

上海某區曾建言，區里財政出資，設立若干上海市科技成果獎，獎掖為本區作出貢獻的科技人員。這樣做，可以嗎？又有某社會人士說，我們來出錢，設立若干上海市科技成果獎，為上海延攬人才，這樣做，行不行？

這樣做，真的不行。

獎以稀為貴。根據《獎勵規定》，“上海市科學技術獎”由市人民政府統一設立，這是一個由市政府出資并以公信力背書的省部級重大科技獎項，是上海科技領域獎項的名珠，有嚴格的數量限制。區級政府部門縱然財力雄厚，也不得自行設獎，否則，既有濫用財力、違法行政之虞，又將稀釋弱化市級獎項之權威與含金量。

社會人士設立科技獎項，自應鼓勵。例如，1994年3月30日，香港愛國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國偉先生各捐資1億港元，在香港注冊成立公益性慈善基金，該基金下設“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創新獎”，每年評獎一次，即為社會設立的科技獎項之典范。

然而，即便該獎項在上海設立，可以根據設獎者意愿自行命名，但卻不能冠以“上海市科學技術獎”這一專有名稱。政府獎與市場獎，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根據《獎勵規定》，上海市鼓勵社會力量設立科學技術獎項，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另行制定具體辦法，對社會力量開展科技獎勵活動進行指導、服務和監督。

《獎勵規定》明確了設獎主體之后，接下來要解決的是獎勵類別、獎勵等級及獎勵對象的問題。

科學技術普及，也可以獲獎

與原來的規定相比，此次《獎勵規定》增設了“科學技術普及獎”這一獎項，授予為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做出重要貢獻的個人和組織。特別是，那些運用創新的方式和方法，對前沿、熱點或者其他重要科技領域的成果進行有效普及的人和組織，均有可能獲此獎勵。

關于科技普及，有一個小故事。當年，愛因斯坦即運用了一種形象的方法“普及”他的相對論：“一個人坐在火爐旁五分鐘，他感覺像過了一個小時；一個男人與他喜歡的姑娘聊天一個小時，他感覺只過了五分鐘。所以說時間是相對的”。同樣，對于深奧的基礎科學，以及時下熱門的人工智能技術，如果能夠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闡明技術路徑及技術倫理，也是極好的科普行動。

關于人工智能的技術倫理，舉例來說，如果張三能夠通過植入人工智能芯片，瞬間智商爆表，北大、清華輕而易舉，哈佛、耶魯也不在話下，人工智能的倫理規范是否要禁止此種行為？如果不禁止，人生奮斗的價值何在？如果張三植了芯片，李四沒有能力種植，人生競爭的公平何在？如果中國禁止種植，越南、蒙古允許種植，國際競爭的秩序何在？或許，人工智能倫理可以規定：對于智障人群，通過人工智能芯片植入，將其提高至普通種群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但瞬間提升至智商爆表的狀態，則與倫理相悖。

再如，谷歌（Google）搜索引擎的技術倫理，也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此前，如果你在Google里輸入“自殺”，將會跳出數十種形形色色的自殺方法。Google的一位員工，向管理層反映，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技術漏洞（BUG），因為搜索引擎不應當鼓勵自殺行為。管理層從善如流，現在，如果在Google里輸入“自殺”，跳出的第一個搜索結果是心理咨詢電話。

再舉一個例子，在自動駕駛領域，價值判斷或者倫理選擇，是規則設計首先面對的問題。在設計自動駕駛系統時，如果在緊急情況下不得不發生碰撞，系統應選擇保護車上的人還是保護路人？如果由汽車廠商來選擇，考慮到銷路，一定傾向于保護車上的人，讓車撞上軟體，也就是公眾。但正確的價值判斷卻是應當保護公共安全，即保護更多的行人，讓車撞上硬體，如樹木或者隔離樁。因而，為了避免廠商主導的系統帶來的風險外溢，自動駕駛的技術倫理應當介入這一領域。

獎勵對象，凸顯最大限度的開放與包容

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包括了七個類別：其一，科技功臣獎；其二，青年科技杰出貢獻獎；其三，自然科學獎；其四，技術發明獎；其五，科技進步獎；其六，科學技術普及獎；其七，國際科技合作獎。這些獎項，每年評審一次。根據國家要求，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技進步獎、科學技術普及獎每年授獎總數合計不超過300項。

不難理解，科技功臣獎、青年科技杰出貢獻獎看重的是獲獎主體持續的綜合性貢獻，而不是對某項科技成果的表彰，“重大突破、貢獻卓著”是對科技功臣獎的評價，而“重大突破、重大貢獻”則是對青年科技杰出貢獻獎的評價，其申請者年齡還被限定于45周歲以下。這兩個獎項，可以籠統稱其為“綜合”獎。

后面的幾個獎項，則著眼于對單項進步的獎勵，但側重點仍有不同：自然科學獎重在獎勵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技術發明獎重在獎勵發明創造，而科技進步獎則重在獎勵應用推廣創新性科技成果。獎掖側重點不同，其含義自然也存在差別，但都屬于單項進步獎。

區分這些情事并不困難，最難的是，申請者是采取屬人還是屬地原則？例如，上海某建工企業行走四方，將科學技術刻畫在祖國大地上，為廣東修建了“小蠻腰”電視塔，可以申請上海市科技成果獎嗎？還有，某外國人運用科學技術，為上海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能夠獲獎嗎……凡此種種，可以通俗地概括為，上海人在外地做貢獻，外省、甚至境外人士在上海做出貢獻，可以申報嗎？凡此種種，《獎勵規定》做出了回應。

一方面，《獎勵規定》開宗明義，稱“為了獎勵在本市科學技術進步活動中做出貢獻的個人、組織”，據此，技術運用雖在上海之外，但上海自身提升了技術能力，花開上海，香溢四方，當然屬于“為本市科學技術進步做出貢獻”了，故而，當然屬于申報范圍。

另一方面，《獎勵規定》將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技進步獎的獲獎對象由“公民”調整為“個人”，這樣，外國人盡管不屬我國公民，但也可以申請獲獎，鼓勵科技創新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其意盡在其中。舉輕明重，既然外國人可以申報，港澳臺等境外人士，當然也可以了。例如，俄羅斯科學家米哈伊爾·弗拉基米諾維奇·伊萬諾夫、德國科學家庫爾特·赫爾曼·維特里都曾獲得上海市國際科技合作獎。

科技不分國界，《獎勵規定》期望以最大限度的開放與包容，擁抱最優秀的科技成果。

強化科學共同體功能，嚴格規范評審流程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上海市科學技術獎要擔負起上海市政府的信用背書，除了硬核實力外，還要以清白的美譽示人。

鑒此，《獎勵規定》采取了以下做法：

其一，最大程度發揮科學共同體作用，最大限度弱化行政干預。把以往的推薦制調整為提名制，符合本市提名資格規定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政府部門和科學技術專家，均可以提名相關候選對象。2019年2月27日上午9:00舉行的《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勵規定》意見聽取會上，某院士提出，我們要把尊重創造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尊重勞動放在第一位，畢竟，科技獎不是勞模獎。這一價值判斷非常到位。而什么樣的情形，才構成“創造”，必須尊重科學共同體的判斷。故而，同行業院士和專家的提名非常重要。

當然，為了避免院士只提攜自己門生，以門派主義取代科學主義，《獎勵規定》還明確了提名者的責任，即提名者應當提供真實、可靠的提名材料，并在答辯和異議處理等工作中承擔相應責任。也就是說，如若罔顧公義，必將付出盲目信用背書的慘重代價。

其二，優化評審程序，最大限度保證陽光透明。實踐一再表明，沒有程序正義，也就不會有實體公正。《獎勵規定》做了以下幾方面的調整：一規定獎勵委員會聘請有關方面的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分別負責上海市科學技術獎的評審和監督工作。二是充分發揮評審委員會的作用。規定由評審委員會按照相關規則組織開展對候選對象的初評、復評和終評，并提出最終授獎建議。三是增加監督委員會的監督程序。明確監督委員會要對提名、形式審查、初評、復評和終評等各個環節的評審活動進行監督。四是完善獲獎的審定程序。獎勵委員會要根據評審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的報告，對各獲獎對象、等級進行審定，并由市科學技術行政部門將審定結果報市人民政府批準。

我們冀望以這一陽光之下的閉環程序，實現評選的公平、公正與公開。

其三，強化科學技術獎勵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無責任，則劣幣驅除良幣，良知難以維續。為了維護“上海市科學技術獎”的公平公正，引導形成良好的科學研究和創新氛圍，減少和杜絕學術不端行為，《獎勵規定》對參與主體的法律責任作了進一步強化：一是按照主體類別的不同，分別明確了對獲獎者、提名者、候選對象、評審專家以及相關工作人員違法行為的處理。二是實行科學技術獎勵信用管理。對于在參與科學技術獎勵活動中存在違法行為受到處理的相關個人和組織，依法將相關信息納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目錄。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做假者，寸步難行。

立良法，謀善治。冀望《獎勵規定》以理性的規則，為上海的科學技術領域，帶來更多的陽光與美好！

（作者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