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道路”也開始受到世界矚目。中國文明能為世界帶來什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意味著對西方文明的排斥？今天上午，在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和解放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提升精氣神，奮進再出發”2019城市文明·思享會活動上，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曾峻教授圍繞“‘合金型’文明的中國貢獻與世界意義”作了主旨演講。

中華文明是獨具特色的“合金型”文明

“合金型”文明到底是什么？曾峻解釋道，合金有幾個突出特點：第一，它不是“純金”，其中加入了其他金屬或非金屬元素；第二，它不是多種元素簡單的混合，其中有一種主導性元素；第三，不同元素結合而形成的合金，在強化主導元素優點的同時也克服了它的缺點。

“在社會領域，‘合金現象’更是比比皆是。文明發生、演化、進步的過程無不是吸納、融合不同文明元素的結果，這一點在中華文明身上表現得尤為顯著，我把它稱作‘合金型’文明。”

曾峻指出，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具有世界背景：“假如沒有南瓜、洋蔥、馬鈴薯、玉米、番茄、花生、土豆等農作物傳入，我們現在的餐桌將何其單調？假如沒有與西方的交流，那么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日常生活將何其簡陋？”

“然而，我們的文明依然叫作‘中華文明’，并沒有變成西方文明，我們依然是‘中國人’，并沒有變成西方人。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中，這個文明的主體因素仍然保持了穩定并獨具特色。”曾峻說，中華文明“獨具特色”，在于其開放性、包容性以及處理新進元素的獨特方式。例如，域外各種農作物傳入之后，中國式的煎炒蒸煮，制作出各種美味佳肴，在世界上獨樹一幟。

曾峻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鍛造“合金型”文明所要處理的基本元素和任務，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概而言之，就是如何確立社會主義這個主導性因素并使之貫穿到社會各個領域，包括兩大命題——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與西方文明的關系問題。

在他看來，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大致經歷了兩個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至今。在第一個時期，總體取向是教條化實踐社會主義因素，對自身既有文明和西方文明采取排斥態度，脫離實際、片面追求“純而又純”。“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成為‘純金型社會主義’。盡管存在這種總體取向，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許多閃光的思想，如毛澤東主張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里的‘中’指的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鄧小平也曾指出，我們的制度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與蘇聯不同。”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做法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從前人與他人那里汲取有益養分。“從社會主義發展角度看，這種社會主義是‘合金型社會主義’。”

固步自封的國家將難逃衰敗命運

近年來有觀點認為，中國道路、中國制度是中國特殊歷史、特殊文化、特殊國情決定的，因此“獨一無二”“絕無僅有”，所以不能學也學不了，而不可推廣的模式是沒有多少意義的。

中國的這種“合金型”文明，真的不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嗎？

曾峻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中國無意于推廣自己的模式，更不希望別人復制自己的模式，因為我們從來就反對別人把自己的模式強加給中國或復制別人的模式。”他表示，但不能因此否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的價值，因為這種制度能夠造福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中國近14億的人口規模超過北美、歐洲、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所有國家人口之和。“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就能把14億人帶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對人類歷史是多么大的貢獻。”

他認為，中國制度、中國道路的真正價值并不是某些具體做法，而在于基本理念，這種理念就是堅持以人民福祉為中心，以需求和問題為導向，不斷推動政策完善和制度發展，同時也是秉持開放、包容、進取、創新的心態，集百家之長于一體，這是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之“特”的精髓所在。“反觀某些西方國家，長期的‘優越’地位導致它們不愿甚至不敢正視自身的不足，拒絕學習，拒絕改變，逐步走向傲慢自大、固步自封境地，進而走向思想僵化、制度固化，最終逃脫不了衰敗的命運。”

曾峻表示，從當代中國的“合金型”文明與中華傳統文明關系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分運用了中華文明的智慧和某些理念，但又不是簡單回歸到以往做法，對中華文明既是傳承、也是發展。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金”實踐，豐富了“中國”的內涵：“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不是當初帶有傲慢情結的‘中央之國’，更不是帶有自戀情結的‘民族主義’，而是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國，是包含著古今中外多重文明元素的中國，是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的中國。這才是真正的中國，能夠永立于此的是這樣的中國。也只有這樣的中國，才能不斷成就自己、造福世界。”

他指出，與此相反，有意無意把中華民族簡化為漢族，把中國簡化為漢族居住區，把中國文化簡單等同于“國學”特別是儒學，把中國意識等同于回到過去的各種做法，則恰恰背離了中國精神，給國人和外國人以錯誤印象，更不利于中國未來的成長。

開放、流動才能永葆城市生機活力

這樣的“合金型”文明，對上海意味著什么？

曾峻認為，從文明形態角度看，上海堪稱中國“合金型”文明的典范。在近代，西方人把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議會制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帶到東方，使上海成為東西方文明的集散地，使上海成為近現代中國眾多第一的誕生地，并孕育了中國共產黨。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再次成為東西文明交匯的重鎮，如鳳凰涅槃重新煥發生機，成為中華新文明的一個縮影或代表。結合城市發展歷史，就能更好理解上海“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以及“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在他看來，新時代要繼續完善合金型文明、弘揚好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需要從堅守社會主義的主體意識、不斷推進深層次的改革開放、善于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這三個方面入手。

曾峻指出，不同歷史時期的合金型文明都有一個主體性因素，在當代中國，這個主體性因素就是社會主義。從城市發展戰略目標看，上海致力于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國際化大都市，“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不可忽視。“‘社會主義’揭示了‘五個中心’建設的政治內涵，規定了城市的性質和發展方向，也就是凝聚城市向心力的‘最大公約數’。”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曾峻認為，一個高度開放、流動的城市才能永葆生機活力。對上海來說，開放不僅要面向世界，還要面向全國，不僅要善于吸引“高大上”的人才和企業，也要積極擁抱無數懷揣夢想的年輕人、創業者，使城市成為各種要素集聚、分工而又互補的“大森林”。

“在一些人眼中，上海的2000多萬人似乎是城市治理和發展的‘瓶頸’和‘包袱’。”曾峻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偽命題”，關鍵在于如何人盡其才、釋放活力。在他看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和上海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成就，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激發了全社會，尤其是市場主體、地方政府和各級干部、科研技術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將“人口包袱”轉化為“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因此，要破除不合理的政策和體制機制，努力實現貢獻與收益的對稱性，為提振‘精氣神’提供物質基礎，讓城市充滿活力。

“作為當代中國‘合金型’文明的代表，上海有責任為這個文明的發展完善作出貢獻，不僅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而且在其他各方面文明建設方面，成為排頭兵、先行者，以昂揚的精神狀態書寫新時代的新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