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的上海“兩會”上，高校打破圍墻，讓更多的人參觀歷史建筑，參加文化活動，被提上了城市更新的工作日程。今年以來，上海音樂學院、上海展覽中心、靜安區少兒圖書館、嘉定博物館等公共建筑陸續拆除圍墻，向公共開放綠地和部分功能。

圍墻打開，可以將最好的資源留給人民，釋放更多的綠色公共空間，提高現有公共建筑利用率，豐富其使用功能。但這只是公共空間“真正開放”的第一步。

上海展覽中心的蘇聯式建筑設計是一個特定時代的文化遺產，在開放之后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閑逛、打卡。 董懌翎 圖

并非一刀切的公共性

無論在哪個國家，釋放更多的公共空間都是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中的重要環節。這種做法經常被稱為“城市織補”（urban tapestry）。普利茲克獎得主克里斯蒂安·德·包贊巴克曾在2013版大巴黎規劃中詳細解釋過它的意義：將城市視為一塊織物（textile），織補的過程就是補充它結構性脆弱和被蛀蝕的部分。現代主義的城市曾經因為混雜功能導致了環境問題，進而試圖將這些功能分解或拆解，平攤于城市空間中。現在的城市更新則需要通過在單一功能上“做加法”，釋放更多的單一用途或私人所有的空間，讓城市空間螺旋上升到一種更健康的混合、多元、高效狀態。

從封閉到過度開放，再到集聚而有效的開放。圖片來源：包贊巴克建筑事務所

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出現大量野蠻生長、粗放開發、平庸的空間。因此在2016-2017年，中國提出了“城市雙修”理念，“城市織補”也被納入其中。政府希望通過定向、定點的“小修小補”，修復城市設施、空間環境、景觀風貌，從而提升城市的特色和活力。在“城市修補”部分，有增加公共空間、填補基礎設施欠賬、改善出行條件、改造老舊小區、保護歷史文化、塑造城市時代風貌幾個面向。其中增加公共空間中有1/3的重點放在了違法建設拆除，拓展公共公園綠地、城市廣場等公共空間，完善公共空間體系上。

但相較于歐美很多國家，中國可以考慮釋放的城市公共空間有自身的特殊性，“打開圍墻”之后，公共空間和建筑群的關系還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因為中國傳統人工空間以建筑群的方式存在，建筑多居于外圍，建筑之間的灰色地帶作為半公共空間使用。這與歐洲自中世紀后期形成的商業性城市空間不同，歐洲商業空間形態是房屋正面臨街開放，街區中心作為公共花園或分散至每家每戶。

陜西岐山鳳雛村的早周遺址。傳統合院民居的基本形態從早周時期即基本定型，在后世的演變中根據每個地區人口密度的不同和城市功能的差別略有調整和變形。圖片來源：《中國建筑史》

View of the concentric canals of Amsterdam, Netherlands, on August 19, 2021. They are a set of canals, the main three the Herengracht, the Prinsengracht and the Keizersgracht, which were buil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rm concentric belts around the city. and they are a World Heritage Site. (Photo by Oscar Gonzalez/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以阿姆斯特丹為代表的商業城市高密度居住形態。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歐洲城市傳統街區格局皆是如此。例如同為荷蘭的非商業城市萊頓就保留了大量的半公共城市合院。視覺中國 圖

巴黎經過奧斯曼（Haussmann）改造后的街區形態。1850年代巴黎城市改造是城市向現代轉型的曙光，其建設理念和手段被大量歐美城市借鑒和模仿。視覺中國 圖

奧斯曼巴黎改造通過住房進深減少、走廊后置讓各個房間采光更足，從而改善了歐洲工業革命后的城市居住環境，但它同時將“公”與“私”的空間從街區立面和一二層底商“一刀切”，形成現在歐美城市理念中傳統的二分法——公與私的界限分明。而對于中國城市而言，“公”與“私”從來不是對立，而是相互滲透的關系，從完全公共，到半公共開放，到面向特別群體的公共，到半私有，到完全私有，是一個連續譜系。

當巴黎的發展進入到“光輝城市”階段時，柯布西耶的“樓間綠地”依然是公共屬性，相當于城市公共綠地的存在，沿用的是奧斯曼改造時期的基本二元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接受了 “建筑在內，綠化在外”的街區布局模式，卻也依然沿用了傳統認知——建筑周邊公共空間為建筑的附屬，具有半私有性質。因此中國式封閉小區的邏輯與美式社區常被批判的“自私的中產”有很大不同，只是表現形式趨同。在很長一段時期中，通過美式邏輯試圖讓小區打開圍墻的做法屢屢受挫，也是因為沒有對癥下藥。

后疫情時期，上海主要有兩種做法：一是打開小區部分外圈空間，二是打開公共建筑附屬綠地。前者以蘇州河中心城區兩岸42公里貫通為代表，如半島花園、中遠兩灣城、大華清水灣等將寬3-6米不等的原綠化空間轉變為公共空間，但實際上只是通過協商增減了不同屬性的比例，并沒有顛覆小區綠地的附屬屬性。

而后者如新進打開的華東政法大學沿河步道、上海展覽中心、靜安區少兒圖書館，打開圍墻是讓其附屬綠地和建筑立面改變屬性——從不完全公共到完全公共開放。它將改變建筑空間原有屬性，從中國傳統中公私之間的連續譜系，轉化為以建筑表皮為分界的二元對立，失去漸變和緩沖的心理空間。這也是下一步釋放城市公共空間的邏輯難點。

華東政法大學沿河步道的開放是上海“城市織補”的一大進展，也是將公共空間與校園半私有空間的分界線推至建筑表面的典型。趙忞 圖

單一功能導致的無意識排斥

將部分公共建筑圍墻打開，將周邊綠地交付城市居民使用，隨之而來的很可能是無意識排斥。最典型的表現便是打開的公共空間缺少座椅以及“禁止一切活動”上。

對于這種做法可以從“傳統”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園林也是建筑群的組合，“移步換景”主要通過建筑物間的移動完成。由于停留和休憩都是以亭臺樓閣為載體，園林景觀中不需設置座椅等設施。但如果建筑不開放，休憩功能便只能通過公共空間自身來完成。不設座椅，便是不希望它擁有這樣的功能。

蘇州河華政段開放的“思孟園”“格致園”，原本分隔著校園與步道的圍欄全部進行了拆除，并增加了“花境”和綠化景觀。視覺中國 圖

華政步道有方便慢跑的專用膠皮道路，卻不在開放的綠地旁邊設置座椅等設施。游客所能做的只有快速穿越和景點打卡。并且所有的建筑都是背面開放，主入口的走廊、庭院等歷史建筑的精華部分依然僅面向教職工和學生。

在缺乏座椅和“禁止一切”之下，公共空間所剩的功能幾乎只有漫步和快速通過。趙忞 圖

這種不完全的開放背后則有一個更深層的矛盾——這些公共建筑本身是有特定功能和受眾的，例如華東政法大學的功能是教學和研究，上海展覽中心的功能是展覽，靜安少兒圖書館的功能是閱覽和少兒活動，并不面向所有人。如果建筑屬性既是如此，出于傳統的“緩沖”目的，原有的附屬綠地在成為新的公共空間后也不具備完全的公共屬性，否則就可能出現這些情況：只有可以進入這些建筑，甚至只有具備消費能力的群體才能享受到公共面向的游憩服務，例如座椅、餐飲，而與建成空間的使用功能“不符”的群體則只能快速通過或“景點打卡”。

這就暴露出現代城市普遍存在，也是全球各國在城市更新中一直強調的問題，即建筑的功能過于單一，在全時段中利用率較低，大部分時間處于空置階段，與可持續發展中所強調的增加使用效率從而減少城市擴張等理念相違背。

BIG在丹麥哥本哈根的小型廣場項目旁邊的廠房建筑并未開放，但樹池肩負了公共座椅的功能，遠處住宅區的墻面通過曲面與廣場相結合顯然是為滑板、小輪車等街道體育項目設計的，而且平坦地區也并不禁止各類運動。所以雖然設計簡單，公共設施也不多，但卻是完全開放的。圖片來源：BIG建筑事務所

增加建筑本身的開放性

正是因為并非“真正的開放”，一些利用效率并不高的公共建筑試圖通過增加功能來提高利用率，例如學校與其他類型的培訓相結合、運動場晚間開辟給市民使用、展覽館和音樂廳等增加對外出入口，等等。上海展覽中心也試圖通過增加對外的咖啡館來豐富建筑功能，讓非會展期間的室內空間也能發揮作用。

實際上，在設計中增加建筑本身的開放性并非是一種新興的理念，通過消費帶動建筑的開放才更像是老生常談。21世紀頭十年里，以南京大學建筑學院一批青年教師為代表，中國的建筑界興起了一股通過室外步道與室內進出通道流線分離的方式讓辦公建筑可以在早晚被市民所用，如遛狗、遛孩子、放風箏、輪滑，但它的室內功能本身不具備對外開放的功能。隨著新城建設量逐漸減少，建筑實際利用率下降（甚至在建設之初便已經預計到了），最終關閉甚至“被更新”，因此這種實踐逐漸退潮。

湖州長興縣電視臺，緩坡上升可以一直到達屋頂，遠眺新老城區。由于電視臺是政府功能的一部分，因此兩種使用方式都相對充分。南蔻 圖

鄭州鄭東新區城市規劃展覽館。即使展館關閉，游客也可以進入三層的平臺欣賞建筑體。圖片來源：張雷聯合建筑事務所

十多年前的新建筑通過設計的包容性，帶給了市民更多活動空間。而對于原本就功能單一的“存量建筑”而言，除了增加對外消費之外，還有沒有符合使用傳統但更面向未來的使用和運營方式？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應如何鼓勵人們在此停留，增加城市中人與人的連結，功能之間的復合？

從潮流體驗和場景化消費的角度來說，網紅地標打卡的熱潮在逐漸褪去。人們觀察城市的方法與角度會更深入，趨勢是與城市深度互動，讓自己真正融入城市歷史與文化。因此，上海下一步的探索應當聚焦于建筑本身的開放，讓走馬觀花的“閱讀”變成沉浸式的文旅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