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生代青年人已經成為城市租住人群的主體，他們的居住需求快速攀升，居住偏好也發生著改變，“共居”正成為城市青年的新探索。

那么，到底什么是青年“共居”？它體現了青年群體生活需求的哪些變化？在實踐中面臨哪些問題？又能為青年居住的未來發展提供怎樣的參考？我們考察了上海的兩個案例。

在上海，有個像家的地方

“遇見你們我挺幸運的，覺得在上海有了像家一樣令人牽掛的地方。”在長物莊生活了大半年之后，Wan因個人發展不得不離開上海，這是她給其他住客的留言。

而在其他人的回憶里，與Wan共同生活的細節數不勝數，“依然記得我大哭時你立刻沖下來安慰我”“我們會一起做早餐、去菜場，看展逛街，晚上也一起運動”??

這家名為“長物莊”的共居公寓曾坐落在永康路142弄，由主理人李品一和設計師揚揚共同打造，包括李品一在內，共同居住了6名女性。由于感情深厚，品一甚至還成了Wan在上海的“小姨”。

與大多數年輕人“獨居”或幾乎不與室友見面的“合租”生活不同，共居意味著接受一種?“由社群主導的住居方案，從出資、興建到運營都提倡自我管理、集體決策、互助共享”的生活方式。

在這里，有定期的文化沙龍、City walk、體驗課、茶與咖啡、電影會客廳；有簡單改造的免費工位和各種主題Party??人與人之間的連接變得真實且生動。以至于盡管房租要占每月工資的近一半，Sharon也決定住下，她和爸媽說“貴一點我也忍了”。

長物莊的主理人李品一曾獨居超過10年，她很早就意識到“在大城市中，當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系被切斷后，人們需要在居住生活中重新塑造一種新的親密關系，彼此關照，相互溫暖。”

“但這一點是大型青年公寓難以做到的。人的安全感是有半徑的，超過這個半徑之后，人們更偏向于宅在房間，公共空間很容易淪為擺設。”因此，她選擇了將長物莊定位成小而美的共居公寓。

長物莊分為功能區和生活區兩部分。其中，功能區集中在一層，共70平方米，由客廳、餐廳、陽光房組成，陽光房有時也被當作工作間。生活區則在二層及以上，共有6間獨立房間。

在一樓功能區，客廳是使用頻率最高的空間。公共區域需要具有“氛圍感”布置，書架上常有雜志和書，茶幾上的鮮花定期更新，這讓公共生活成為一種自然而然、觸手可及的狀態。另外，一樓運用了許多可移動的家具，增加了空間的靈活度，以便于不同類型活動的舉辦。

“我們經常會帶朋友們來，在一樓客廳聊天、聚會、看電影、吃零食。客廳還會不定期舉辦一些文化沙龍，邀請朋友到家里坐坐成了一件愉快的事。”社交圈的擴大變得非常自然，朋友的朋友、沙龍的分享者或參與者、周圍的爺叔或鄰居湊過來，通常就是一次閑聊的事。

不僅是生活和情感上，共居生活還為住客的職業發展和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方位的支撐。

“長物莊小飯桌”是一個兼具了吃飯、公共議題討論和會客三重身份的設置。“邊吃邊聊”讓飯桌成為一個非正式的社交場域，也許你左邊挨著有無國界紀實攝影記者，右邊是獨立電影導演，對作品、職業和人生經歷的討論被融入一次次火鍋、烤肉聚餐中，“飯桌讓大家變得平等，而平等讓交流更加自如。”維系這一切是長物莊的共居原則———對每個人的尊重。會議討論投票結果并非少數服從多數，而是“一票否決制”。李品一認為每個居住者的意見都應該被重視。事實上，當一些大的原則性的規則被大家認同之后，許多小事大家在平時的吃飯或聊天中就能解決。

如何為一個“家”定價

盡管這里的每個人都生活得相當開心且融洽，持續高位的運營成本卻令長物莊難以為繼。

2021年4月，李品一還是決定關閉長物莊。

長物莊的日常收入來源包括一樓共享辦公空間與6間共居房間的租賃費用。而支出則包含房屋租金、日常維護、運營、沙龍的組織與其他各項雜費。

在開始的構想中，一樓可以作為共享辦公空間進行部分時段的商業化使用，但事實證明十分困難。“一旦將一樓空間租給工作坊，那么住客們的日常生活勢必受到影響。而如果住客不能自如地使用公共空間，且需要面對外來人群的壓力，這可能會影響到長物莊創辦的初衷。”

另外，長物莊的活動運營并不產生收益，它只是居住的附加值。一方面是空間承載力有限，活動收入對于賬面來講杯水車薪；另一方面也害怕過度的商業化會破壞自在、輕松的交流氛圍，最后把大家從公共空間趕回臥室。

而如果將成本完全附著在房間租金上，那么租金的漲幅則會大于預期。

“市中心里弄居住區所隱含的文化氛圍、生活氣息和工作便利程度是吸引年輕人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租金幾乎已經達到住客們的天花板了，卻仍不足以支撐整體成本。受到經濟收入的限制，青年人對價格很敏感。

在最后一次小飯桌的討論中，大家也不是沒有想過搬到稍微遠一點的地方，但由于住客大多從事藝術、設計、創作或自由職業，對居住品質、住房位置甚至街區氛圍的要求很難調和。

盡管“算不了賬”，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一旦產生，所帶來的力量卻是源源不斷的。“一直到現在，我們依然經常保持聯系。因為一段居住關系，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這也給了李品一信心。“長物莊不會結束，只會離理想越來越近。”

最近，李品一已經有了新的計劃，她希望繼續通過主題沙龍聚集生活理念相近的小伙伴。“比起空間設計或者地理區位，社群才是共同居住真正的基礎，來自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支持才是青年共居真正的活力與動力。”

大城市的年輕人，應該有客廳

“以前客廳的利用率幾乎為零，主要是怕碰見室友。”

大福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回國后在上海從事設計工作。他和大多數人一樣，先是基于房源合租“拼”到了一位室友。

“有時候碰到他，想聊一會兒卻很難開口，感覺對方也有些不知所措。”盡管客廳的物理空間依然存在，但似乎已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和意義。

有數據顯示，在中國18—35歲單身人口中，有近七成的獨居青年，他們大多數在大城市中，只有床位，沒有客廳。

但在706長寧生活實驗室有一個敞開式的大客廳，廚房、餐廳和陽臺完全打通，大家可以在這里集體勞動、一起做飯、分享食物、交流討論。“就像美劇《老友記》里一樣。”

主題性客廳對話、系列讀書會、讀詩會、政治圓桌、哲學沙龍??在706長寧生活實驗室的客廳里，文化沙龍的舉辦頻次非常高，而話題和構想往往就從一次飯后的閑聊中誕生。

Web3.0將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加密藝術的歷史發展與技術本源是什么？《資本論》是否賦予打工人“摸魚”的權利??源于生活的連接會自然生發出思想的碰撞和有趣的交流，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能夠互相學習、共同成長，甚至還能拓展出工作上合作的機會。

“只要說一句想吃火鍋，就能收獲熱氣騰騰的飯桌、滿滿當當的食材；飯后一起K歌時，即使有人唱得很糟糕，大家也只會笑作一團。”情感上的歸屬感，讓心也變得柔軟，“其他實驗室，也有能成對兒的。”

706是中國最早的青年空間之一，而生活實驗室是其延伸出的居住主導型空間，倡導通過社群式學習，讓青年人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因此，生活實驗室在管理上采用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強調平等和自治。

“在706，每個人要承擔公共空間管理和公共事務分工。”威爾是706長寧生活實驗室的發起人之一，他向記者介紹道。

“這是一個集體，會有摩擦、會有習慣上的差異、會有需要共同商議的集體事務，這些都需要我們學會溝通、相互理解、相互關愛。”大福很看重這份責任，甚至把它比作一種新式“家庭關系”。

景鴻目前也住在706長寧生活實驗室，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博士候選人，記錄706的生活日常就是他的研究內容之一。在他看來，在706的“共居”實驗之所以能夠持續，不僅基于彼此平等開放的“共識”，也基于一套相對完善的行動指南。

首先，入住需要一次相對正式的面試。面試當天，沒有特殊情況，其他住客需要全部到場，大家在簡短的自我介紹之后，會從面試題庫中抽取題目進行交流。

面試的題目包括“你心目中的共居生活是怎樣的？”和“假設水槽里有臟碗，有的是你的，有的不是你的，但你室友覺得都是你的，并對你發脾氣了，你該怎么辦？”等各種類型。

“在創立之初，我們幾乎面試了超過200位申請者。”威爾告訴記者。

另外，706生活實驗室對于共同置辦物品或者新的事務分工，都采取集體投票的方式，每個人都需要行使自己的權利。除每個月的租金外，成員們還需要交納一部分“風險基金”，用于特殊情況，例如有住客突然離開后未能及時找到新住客等，幫助集體渡過難關。

生活不只是一場“實驗”

當然，生活不只有詩和遠方，還需要在日常的自我管理上多動腦筋。

“地沒人掃了，值日表失效了，例會暫停了，垃圾堆積了”，倦怠和懶惰是無情殺手，會讓基礎生活維持機制出現狀況。威爾曾在一篇招募帖中提到：“盡管景鴻來了以后加入了家務行列，但碗洗得頻繁，以至于有幾天我真看不得，心里難受，他還總婉拒別人幫忙。”

因此，706長寧生活實驗室還設立了彈劾機制，無法遵守實驗室規則的住客是會被實驗室規則彈劾，進而請出的，這些事情會體現在合同上。

“人們常常低估飯堂、床和廁所在生活中的占比和重要性”，而面對這些日常也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生活需要不斷地磨合、溝通。不過基于過往的入住申請篩選經驗，威爾得出了一個小結論：若要保證社區正常運行，擁有較強的事務落實能力的申請人是理想的共居者。

另外，高密度的文化活動也需要有人不斷付出。“沙龍不能只是一個想法，還需要邀請、組織、發起和宣傳。”長寧生活實驗室的辦法是，一方面依托于各自的興趣愛好與社交圈，另一方面讓沙龍產生的收益反哺到實際生活之中。

于是，通過不斷積累，客廳里有了投影儀、新沙發、自動制冰機，還改造出了吧臺，衛生間也添置了烘干機與拖把，用公共基金購買公用物資還可以不限量供應給成員及參與活動的伙伴，其中包括油米雞蛋等基礎物資和各種零食飲料。

用威爾的話來說：“在高成本的都市生活中，我們做一些原本就感興趣的事情，同時降低了生活壓力和開銷。”也正是這種良性的運轉機制賦予了共居生活可持續的動力。目前，大福正在將這種共居的經驗整理成“工具包”，為以后的延續、分享與輸出做準備。

706的許多探索與城市研究者孫哲提出的“做家”（family-making）概念不謀而合，“共享應該在自主性的前提下發生，不單純為了居住，而是為了一種共同的創造。”共居的重點在于行動中維持著動態“在一起”的狀態——城市研究者曹書韻曾在《“共識共居”會是一種解藥嗎？》中如是總結孫哲的觀點。

盡管青年“共居”的生命力對于激活社區、街區都具有積極意義，但目前兩者之間似乎缺少一種真正有效的溝通。以706在襄陽南路的生活實驗室為例，由于承擔了一部分青年文化沙龍的活動，鄰居們偶爾也會產生安全以及噪音等方面的顧慮。

孫哲提到，與人們的一般印象不同的是，青年租戶居民的社交能力很強，有很好的自組織和社區參與的基礎。然而，如何吸納這種活力，形成更加廣闊的在地輻射，可能需要依靠一些窗口和機會，以便保持共居社群與大社群的連接。

長期關注“居住”話題的Louis曾在舊金山有過一段共居體驗。在那里，程序員們可以彼此討論代碼的寫法，算法和公式在交流中不斷迭代，推陳出新。這些程序員有些供職于高新技術行業，有些正在自主創業，事實上也為舊金山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從2012年成立至今，706青年空間已經走過10個年頭，“新生”的長物莊也將開始新探索。與資本主導下的長租公寓社區不同，基于社交、情感、興趣與共識的青年社區似乎結構更牢固，特色更鮮明，內生性的活力也更加充足。

而它們之所以能從理念變成現實，既有人們對多元生活方式的接納，也是城市文化開放與包容的體現。正如孫哲所說：“每多一個共居空間，就多一個吸引年輕人留下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