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表演藝術家綠楊在《七十二家房客》中塑造的“二房東”這一藝術形象，以其詼諧幽默且略帶夸張的表演深入人心，那上海歷史上真實的“二房東”又是怎樣一個特殊的群體呢？

綠楊在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中所塑造的“二房東”（照片來自網絡）

上海歷史上“二房東”這一群體大約起始于十九世紀中后期，“小刀會”和“太平軍東征”的烽火使得上海周邊大量難民為躲避戰亂開始涌入租界，至此租界內外“華洋分居”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后來隨著上海自身發展所帶來的輻射效應，以及租界內“相對穩定”生活環境的影響，上海租界及其周邊的人口持續增加，由此帶動了近代上海地產業的萌芽與起步，約19世紀70年代，作為近代上海最典型居民住宅樣式之一的石庫門住宅開始大量建造。

石庫門住宅的建筑設計傾向于獨門獨戶，業主（一般稱為“大房東”）為圖收租便利，更愿意以“幢”為單位來進行出租，而承租整幢石庫門的價格相對比較高，于是出現了“先由某人將整幢房屋承租下來后再分別租給其他房客”的情況，“二房東”這個特殊群體也由此產生。當然，早期的“二房東”更多是出于為自身減輕“租金負擔”的考慮，轉租的房客人數也不會很多，與后來“二房東”以此為“賺錢工具”的行徑存在天壤之別。

進入民國后，由于國內軍閥割據戰爭不斷等原因，上海租界及其周邊華界的人口繼續迅速增長，“房少人多”的局面使得“二房東”們逐步嗅到了商機，他們開始在自己承租的房屋內“動起了手術”，搭建閣樓、分割客堂、填末天井曬臺……這些改動在滬上許多里弄中“風靡”開來，“居住面積越來越小，但被索要的租金卻越來越高”，這成了當時房客們最頭疼的問題。

《上海房地產志》中曾引用過一份“193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調查居住狀況委員會”的報告，從這份報告中大致可以看出，上海公共租界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普通民眾的總體生活狀況，報告中記錄到，“為使所住人數可以增加起見，原有的里弄房屋幾乎沒有未經添改的，天井全行遮沒，客堂隔成兩部，其旁留一行道，上搭閣樓。樓上分而為二，并于屋脊傾斜之處加搭閣樓兩只，曬臺亦經遮沒改裝為房間……”；相對于租界而言，當時華界普通民眾的生活居住環境同樣也令人堪憂，據《上海房地產志》記載，“民國18年（1929年）5月，市民朱曉云上書市長，請求限制二房東分租。其指出：房屋分租，漫無限制，甚有單幢房屋分租七、八戶之多，原有灶間、客堂間改為房間，同時在樓上樓下裝置閣樓，有將曬臺搭成房間，分人居住。區區一屋住數十人之眾……”，當時滬上普通民眾生活的之艱辛可見一斑。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二房東”的問題更加嚴峻，加之后來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又依據《戰時房屋租賃條例》制定了《上海市房屋租賃管理規則》，其中有規定“房主將房屋收回自用，必須要經過執行機關上海市房屋租賃管理委員會的證明”，此舉在一定程度上即承認了“二房東”對于其承租房屋的永久租賃權，由此幾乎沒有了約束的“二房東”變得越發飛揚跋扈。

“二房東”們的謀利方式除了不斷提升房租、收取押租（相當于“保證金”），還有許多其他手段。一般來講，每當“大房東”要求加租的時候，也就是“盤剝”房客們最佳的時機。收取“頂費”是“二房東”們在“創收”時的慣用手段，“頂費”一項具體出自何時已無從考證，究其來源，最初為老房客在退租時將不能或不愿搬走的家具，或其他生活用具轉給新房客時所酌情收取的一筆費用，這樣一個原本對于新老房客均有益處的環節，在“二房東”們的經營下卻改變了它的初衷，久而久之，“頂費”被逐漸定義成“在房屋居住權轉移中的一筆讓渡費”，且收費標準極高（一般要用黃金或大米支付），房客們由此叫苦不迭，“頂費”一項在30年代中期時受滬上樓市低迷的影響曾一度銷聲匿跡，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又卷土重來。由于多數“頂費”是一次性收取且不會退還，由此更是加劇了部分“二房東”的卑劣伎倆，有些“二房東”為在短時間內多收“頂費”，不惜名譽采取各種下作手段驅趕老房客，只為騰出空房再轉租新房客，1947年的《申報》上曾報道過一名開棺材店的“二房東”，他為驅趕老房客故意率眾將數口棺材抬至原房客居住處以逼迫其遷出；另一位“二房東”為逼老房客退房，有意將患重病之人置于房客屋內。

還有些“二房東”還會采用雇傭流氓騷擾等方式驅趕房客，“斷水斷電”更是成了房客們習以為常的家常便飯。房客的“煩惱”鼓足了“二房東”們的腰包，至40年代中期，“二房東”在租客處所獲取各項收入的總額，相較其需要向業主所交付的租金數額高出數倍的情況已比比皆是。

我們以《上海房地產志》中所引用數據為例：

例1：長壽路91號2號樓房一幢，民國33年（1944年）4月至民國34年（1945年）4月，二房東按月付給大房東的租金是中儲券（汪偽時期的貨幣）134元，而對居住在僅占全部面積1/6的亭子間和灶披間的三房客，竟每月租金為中儲券180元。

例2：（1946年）新閘路近江寧路口市房10幢……大房東每月收取法幣（國民政府1935年11月4日至1948年8月19日期間流通的貨幣）8000元，但二房東收入在30000萬以上……由此可見，“二房東”已成為當時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謀利手段之一。

面對這種居住環境惡化情況，租界與華界當局也并非是毫無作為的。如1930年華界當局約左右曾就此亂相擬發布過相關限定措施，如“單幢不得超過三戶，雙幢不得超過五戶，三幢不得超過六戶，曬臺、廚房不得改作住舍，非經工務局許可不得添蓋閣樓……”等，后因大批居民提出反對此措施沒能得到落實。房子總是要住的，面對嚴酷的現實，房客們對“二房東”的刁難有時也只能忍氣吞聲了。我們通過《上海房地產志》中一份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數據來看——單幢住四戶的22764家，住六戶的14028家，住九戶的1305家，當時滬上的住房條件還是比較拮據的，并非如今某些觀點中所謂的“老上海多獨門多戶”，花園洋房高檔公寓在當時只是屬于少數人的玩物。

到了40年代，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二房東”的隊伍中，哪怕自己承租的房子再小，只要還有利用空間，便能過上一把當“二房東”的癮。40年代后期在老式里弄中存在“二房東”的約占八九成，在新式里弄中存在“二房東”的約占四五成，“今年你們要做二房東了”這句話在四十年代中曾一度成為雙方拜年時最好的恭維之詞。

1949年后至60年代初，“二房東”這一群體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步減少，“二房東”的故事也就此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