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在金山區楓涇鎮新義村的會議室里，律師徐春蘭和陳琦正在逐字逐句審讀著《新義村“五個一”示范戶創建標準細則》。這個“創建標準”，在村民大會表決通過之后，將成為該村第一個有細則的“村規民約”。兩位律師原本就是村里的法律顧問，以后每一個有細則的村規民約的制訂，都將由他們參與進行“合法性”把脈。

據了解，目前，在金山區，一場由該區司法局牽頭的“村規民約更新運動”正在悄然展開，全區每個街鎮將率先選擇一個村居試點以“法治思維”修訂村規民約。接下來，金山將在村村有“法律顧問”的基礎上，推動律師全面深度參與村規民約的修訂，對村規民約的具體條款逐條進行合法性審查，對村規民約制訂出爐的全過程進行法律把關，確保每一條村規民約都合法有效。

“去年一年，金山區在司法領域領到了70多塊獎牌，其中最具含金量的是又一次獲得了‘全國平安城區’稱號……實際上，這些正是地方黨委保一方平安、促一方發展的職責使命體現。”金山區委書記趙衛星表示，精細化的社會治理就像“繡花”，即使在最末端，也要沿著法治的肌理和章法，才能繡出真正經得起檢驗的作品，從而推動“自治、德治、法治、共治”的完美結合，顯著提升基層治理的實效。

“口號式”村規民約，如何真正落地？

“遵紀守法，黃賭毒邪抵制好、移風易俗，陳規陋習要去掉……”楓涇鎮新義村黨總支書記尤利明拿出2015年版的《新義村村規民約》，上面總共6行66個字，讀起來更像是“順口溜”。記者發現，之前，大多數村的村規民約，都簡單籠統，內容也各不相同。比如“愛學習、務正業、謀生計”，這樣的村規民約更像是“溫馨提示”，并不具備可操作性。

“之前每次換屆選舉，都會同時制訂或修訂村規民約。”尤利明說，但實際上，這些貼在墻上的“口號式”條款，還是大而空的，很難真正落地，從而起到廣大村民共同約定、共同遵守的自治作用。

比如“移風易俗”，《新義村村規民約》中只講“陳規陋習要去掉”，而哪些屬于陳規陋習，怎么去掉，不去掉怎么處理，都沒有提到。“喪事簡辦”，是新義村一直倡導的，但大操大辦的情況也仍然時有發生。“溫馨提示”不管用，村里只好又出了“以獎代補”的政策，村民代表大會上表決通過了“凡喪事簡辦的，村里給予1300元獎勵”的條款。

據了解，近年來，新義村在美麗鄉村建設方面累計投入近2億元，村容村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后續如何進行長效管理，成為當務之急。以前的村規民約中，對村域環境也有提及，但僅限于“村容整潔新風貌”，到底該如何“新”？不單村民不知道，村干部也是一頭霧水。

于是，尤利明就向村里的法律顧問“求援”。徐春蘭律師建議，一定要把權利與義務對等起來，一條一條把需要做的事情，包括誰來做、怎么做、怎么考核，條分縷析，讓村民們集體決定，也讓村干部和村民知道具體從哪里入手。比如，要成為“無違建示范戶”，就必須做到“無新增違法建筑；拆后空地及時利用，做到凈化、綠化、美化；實行建房審批制度，做到無批復不建房”等三條。

就這樣，作為新義村廣大村民的共同約定，無違建示范戶、美麗庭院示范戶、垃圾分類示范戶、宅前屋后三包示范戶、道德文明示范戶等“五個一”示范戶創建，就成了一項有細則的村規民約，當地美麗鄉村的長效管理也就有了具體的抓手。

“因事約定”，探索基層治理新模式

前幾天，山陽鎮寶華海灣城小區一位居民因將車子停在綠化帶上，收到了物業和志愿者共同送達的“護綠告知書”，并且被告知，如果繼續如此停車，將通告該居民所在的工作單位。停車不規范有人管，有辦法管，這得益于一份正在該小區由全體居民進行討論的《寶華海灣城小區居民公約》。

這份尚未經業主大會表決通過的公約，之所以已經開始發揮效力，關鍵在于它除了“尊老愛幼、家庭和睦”等條款式約定，還針對小區前期管理中的幾大類頑疾，比如小區公共區域、寵物、車輛管理等，分別制定了一套具體可行的細則。據寶華海灣城小區物業工作人員介紹，近一個月來，收到告知單的20余名業主，之后再也沒有出現過壓綠的行為，而是自覺將車停到了離家較遠一些的停車位上。

張堰鎮建農村黨總支書記張國萍對于“因事約定”的感觸更加深刻。三年前，他剛被選舉為村黨總支書記時，到了年底，幾乎天天都在為困難戶補貼而忙得不可開交。不管困難與否，很多村民一到辦公室就對張書記提要求：“你給我簽個字，我家里困難！”

“困難補貼成了‘唐僧肉’，大家爭著搶，那些真正困難的村民得到的扶持力度就小了。”張國萍說，這樣下去，自己正常工作也受到了影響。于是，那年春節后，他決定用集體協商的方式來制訂困難補貼的標準和發放流程，讓每一位村民自己參與制訂辦法。經過幾上幾下的討論，最終制訂了建農村首個困難補貼申領辦法，由每家每戶簽字，并經過村民大會表決通過。

制訂辦法之后，到了第二年春節，仍有一些村民來找張國萍簽字領補貼。于是，張書記就拿出有該村民簽字的申領辦法，告訴村民現在“書記簽字”不好使了，必須符合標準，才能到會計那里領補貼。

這次“因事約定”的嘗試見效后，張國萍后來每當遇到具有共性的難題時，都會考慮用這樣有實施細則的“村規民約”來解決。到目前為止，建農村已先后制定了“紅白喜事用電管理辦法”、“集體空間土地管理辦法”、“宅前屋后環境整治辦法”等10余類村規民約細則，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們的村規民約，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因此，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開放性的，一類一類地解決鄉村治理的熱點難點問題。”張國萍說。

村干部權力小了，但威信提高了

金山區新一輪村規民約的修訂，全部由法律顧問逐條審核，因此，從程序到內容，合法性是排在首位的。這樣，就把“法治思維”滲入了鄉村治理體系之中，經得起方方面面的推敲和檢驗。比如，在寶華海灣城，在制定車輛管理辦法時，針對外來車輛壓壞綠化的行為，使用了“每平方米罰款200元”，在居委會的法律顧問審核后，認為小區物業不具有執法權，這樣做是違法的，建議改為“按每平方米200元進行賠償”。“我們希望用法治思維來規范基層治理，讓問題的解決更加公開透明。”金山區司法局局長陸才華說。

同樣是困難補貼的問題，記者在其他村采訪時，就曾聽到村民在議論，東家領少了，西家領多了，怨氣不小。建農村實行按共同約定申領以來，不但不符合標準的村民不好意思再來申領，那些真正困難的村民，補貼標準也從原來的最高500元增加到最高2000元。“最關鍵的是，村干部的簽字不好使了，村民的心氣也就更順了。”建農村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胡小弟說，現在，村里做事情有了統一的標準，村干部的權力小了，但威信卻提高了。

實際上，這種有實施細則的村規民約經律師把關后，在給村民提出應該“怎么做”的同時，也給村干部行使“微權力”定了規矩。“如今，我們訂出的村規民約，都是針對一方面問題的解決辦法，而不是針對某個村民的，很公平。”張國萍說，對于熟人社會的農村地區來說，這樣更易于被老百姓接受。

在漕涇鎮的護塘村，一面小有名氣的“公開墻”也證明了這點。這面大大的公開墻豎立在村頭，把所有違建戶的信息，尤其是否黨員、是否村干部、違建面積、拆違進度等一一公開，在陽光下接受所有村民監督。實際上，絕大多數黨員和村干部，在公開之前就迅速拆除了違建。而其他違建戶見此情形，也就口服心服，紛紛跟進，很快拆除自家違建。